完善现代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郑直
党中央、国务院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科学判定我国农业所处历史方位，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部署。
在发展阶段上，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和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关键时刻的重要判断，制订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部署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在发展理念上，丰富和拓展了农业多种功能的内涵，要求在保障农业食物保障功能、原料供给功能、就业增收功能的同时，突出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观光休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
总之，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越来越深入，思路越来越清晰，要求越来越明确，为中国现代农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农业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这是由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产业特性决定的。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进展到目前这个阶段，能否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跨越，关键取决于政策的支持保护力度。
促进公共财政资金向现代农业建设配置。现在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特别是目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出现下降，各级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调整结构保重点，其中现代农业建设投入是重中之重，必须予以确保。中央对财政资金、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投入等用于农业的增速、增量都有明确要求，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并尽可能增加。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特别要增加节地、节水、节肥、节能、抗灾减灾等农业重大关键技术补贴。
鼓励信贷资金向农业流动。进一步健全引导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现代农业的激励机制，完善对各类金融机构投放“三农”贷款的管理考核机制;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放宽小型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创新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符合现代农业要求和农村特点的信用贷款和抵押担保制度;积极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引导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向农业倾斜。加强农产品市场调控，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促进农产品价格整体水平逐年提高;完善农资生产和流通企业扶持政策，降低农资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加强价格监督，控制农资价格过快上涨，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长假考验政府公共服务
秦拓
中秋、国庆将至，人们在欢呼八天休闲时光到来的同时，也有担忧。长假期间公共服务的不足将带来生活的不便：一方面，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办理平常上班时间没法办理的事务，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政府部门也一同放假，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少于平常。这一对矛盾，使得长假期间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公共服务的不足平常就存在，只是长假像一面放大镜，将其集中暴露。比如，公共服务部门上下班时间与其他机构基本一致，人们在正常工作日去公共部门办事，很多时候需要请假。
这种现象映射出的，是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没有真正树立“服务”理念。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公共服务都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处于垄断地位，无法由市场来替代。政府是公共资源的守护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供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基本公共品，既是政府职能，更是政府责任。考量政府的政绩，主要的尺度之一就是公共服务的状况。
历经多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水平有了较大提升，政府管理实现由经济建设为重心向公共服务为重心转移的时机已趋成熟。要完成这个转型，需要政府重新考量政府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个人的关系。
当然，这样的调整并非一日之功。一切有效的公共服务运转和良好的服务质量并不是随便或偶然获得，它们无一不是建立在清晰的国家管理哲学上面，因为公共服务实践源于对人的关怀。
“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的圭臬，是政府管理的合法性要求，也是公共行政存在及使命的必然注解。人本精神是社会本位理念的灵魂。而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回应公民要求、倾听公民呼声、方便公民选择、鼓励公民参与、部门绩效评价以公民为主体。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之一。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方向。这个概念和目标的明确提出，标志着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发展中一个重要转折的来临。
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成果如何，长假就是一场考试。
野田要走向何方
霍建岗
9月11日野田政府悍然宣布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由此引发了针对日方错误行为的示威游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领导人应该做的是正视中国人民的声音，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修复受损的中日关系。然而，野田政府的反应却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领土出现争端的时候，通过谈判解决是正确道路，但野田政府迄今未表现出希望通过协商缓和事态的意思，一再否认钓鱼岛存在争议。9月18日我海监、渔政船赴钓鱼岛执法并宣示主权，日本政府不仅调集大批海上保安厅船舰应对，还表示在海上保安厅“无法处置”的时候，海上自卫队可以“顶上”，这种表态只能说明，野田根本没有考虑如何正确地对中国民众的愤怒作出回应，根本没有考虑表态“自卫队可介入”只会升高双方在钓鱼岛争端上的对立，不仅对缓和中日关系于事无补，反而会让事态更加严重。
事实上，野田根本没有对“国有化”的错误进行认真反思。9月18日晚在日本TBS电视台的节目上，野田就中国国内导致部分日企及使领馆遭打砸一事称，“如果在华日本企业等建筑物及人员利益受到损害，理应由中国承担责任，这是国际规定。”他同时表示，将向中方提出赔偿要求。另据日媒报道，9月19日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称，野田拟在本月下旬联合国大会上主动谈及钓鱼岛问题，并称日本迄今的做法均“遵循国际法”，借此抹黑中国“无法无天”，欲利用在南海问题上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的矛盾，搞所谓的“国际统一战线”。
这种态度明显是“倒打一耙”，他不提抛弃中日“搁置争议”共识悍然进行“国有化”是导致游行示威的直接原因，断章取义地称“要求赔偿”是“国际规定”，还恬不知耻地强调日本的所作所为“遵守国际法”。如果日本真遵守国际规定的话，那么它就应该遵守中日在1972年和1978年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如果日本真遵守国际法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在1945年根据它接受的《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的规定，将钓鱼岛还给中国。野田这种缺乏内省的双重标准做法只能让中国民众更加认为他不可信，只能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更加受损。
野田一方面干着扩大争端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称要“缓和事态”。也是在TBS的节目中，野田称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实现中日外长会谈，同时也想借助经济界、在野党等与中国有渠道的人士来华沟通。他并没有说要谈什么问题，但从其前后的表现来看，他现在根本无意就“国有化”本身与中国协商，根本就没有改正错误的诚意。如果野田继续这么自以为是，那么中日关系将会继续受到伤害，最终受损的还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日本民众的切身福祉。
QE3制约“保增长”
梅新育
议论已久的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终于浮出水面，与此前欧洲中央银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放松货币的政策形成了呼应。
鉴于美欧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出口市场，而上述举动将有助于欧洲经济站稳和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所以在中短期内可能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同时，鉴于QE3将对一些初级产品行情发挥支持作用，部分高度依赖于这些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将在一定程度上获益。
然而，与主要限于局部、短期的正面作用相比，QE3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更深远。最主要的表现是通过加大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进而压缩中国为“保增长”而实施宏观政策调整的空间。
一般而言，旨在“保增长”而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只有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小或正在趋向减轻之时，放松货币政策方才不至于引发通胀大幅上升的后果;而QE3将从价格机制和流动性机制，包括贸易形式和资本形式两个方面加大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价格机制，是通过进口原料、能源、粮食等大宗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变动而输入。在这方面，尽管QE3实施初期的市场反应会推动所有初级产品全线大涨，但从较长时间跨度上看，价格受到支持较大的是贵金属以及农产品。
在资本流入方面，前两次量化宽松都导致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但这次可能至少在初期有所不同。因为去年以来的新兴市场动荡大大恶化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新一轮量化宽松在初期应该会抬高美国资产价格，从而吸引新兴市场资本更多外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回流新兴市场。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资产价格已经较低，而近来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旨在抄底的外资证券投资流入可能增长，此前延续大半年时间的资本外流格局将有可能逆转。
同时，西方极度宽松货币之后重新收紧货币政策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QE3更加大了未来这一风险的压力，并且其引起的资本回流新兴市场规模越大，未来就可能意味着更大力度的资本外逃冲击。
总体而言，QE3将再度刺激起初级产品和某些资产市场的泡沫，中国会面临输入型通胀、房地产泡沫压力再度抬头的局面，有可能不得不为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奠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而适度下调保增长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