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分开”开门红的启示
张冉燃
近日，据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市自公立医院改革以来，医保患者次均药品费用下降约30%;在部分医院实施的付费制度改革，也使住院例均费用减少1384元，下降8.3%。
这对勇啃“硬骨头”的北京市医改而言，无疑是一个开门红。
公立医院是医改的主战场。其最为困难的所在，是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在政府补贴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药品、检查等收入维持自身运行。在这种政策惯性中，医院多把医生收入与所开处方、所列检查等挂钩，致使“大处方”、“大检查”愈演愈烈，进而酿成备受诟病的“看病难、看病贵”。
北京市宣布，从7月1日开始，北京友谊医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目标——“医药分开”。其内容是，自7月1日开始，北京友谊医院终止药品加成15%的成规，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服务收费，以图理顺医疗价格体系。
目前看来，北京友谊医院的“一升一降”，基本达到了医院、患者双满意的效果。据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介绍，从医院而言，实施医事服务费可为医院带来1.5亿元的年收益，而该院2011年的药品加成收入为1.26亿元，两者基本持平，达到平移的目的;而医保患者每人次医药费用从449.97元降至381.51元，减少68.46元，下降了15.21%;次均药品费用从344.42元降至241.02元，减少103.4元，下降了30.02%。
不过，距离真正理顺医疗价格体系，北京市的改革还只是刚刚起步。比如，北京友谊医院以往的普通挂号费是5元，这次提高到42元，涨幅颇大，但其真正的价值应该是多少，恐怕还很难说。而中国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则是长期被严重低估的。据笔者了解，三甲医院一位副主任医师的挂号费只有9元，而请理发店小工洗头一般需要10元;一级护理的收费约30元/天，而足浴按摩则多需50元/小时。显然，体现医生知识、技能的医生人力“不值钱”，反倒是药品、器械等的辅助物件“值钱”，这种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混乱”，还需较长时间的调整。
此外也要看到，取消药品加成15%，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分开”，也很难彻底斩断医、药之间的灰色利益链条。从国际经验和地方实践来看，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得到充足的资金保障，北京市医改提出的医事服务费，能不能足额弥补取消药品加成15%后的损失，补贴资金的规模估计有多大，财政有没有能力承担等问题，仍横亘在前。
而在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多瞄准内部的情况下，笔者认为，需要考虑同时启动来自公立医院外部的改革，即以引入社会资本办医等手段，通过外在力量的倒逼，促使公立医院改革走向深远。
日本蓄意传递错误信息
徐永智
2012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公布，除了对周边“严峻的安全环境”老调重弹外，也有少许改变，其一，称中国军队在决定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力发生变化。其二，删除了2011版中“解放军中老旧装备依然很多，现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是全面加强军队能力的举措”的论述。其三，更加关注中国海洋执法机关在钓鱼岛周边的巡航措施。
细读《白皮书》注解，针对第一点举出的实例居然是在关于国家主权、海洋权益等安保问题时，解放军表态的情况日渐增加。然而，国防部门针对安保问题发表见解是各国常态。2011年4月，中国国防部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后，军方表态自然会有所增加，这恰恰是中国军事透明化举措的一环。而日本与美国、东南亚、印度等的战略对话无一没有防卫省的参与。在对中方作出阴损评价前，也许首先应该思考本国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体制问题”。
解放军确在推进军事现代化，但亦无从在短短一年内淘汰掉本占多数的老旧装备中的大部分。事实上，根据《防卫白皮书》中的数据，第四代战机在中国空军中所占比例仅为27%，而日本航空自卫队中该比例则超过50%。与其说实际状况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如说日本不愿让国民、国际社会了解现实，更不愿正视中国加强军力的正当性。
中方确实开展了对钓鱼岛的常态化巡航，但这更多的是针对日方挑衅的回应。尽管日本政府口口声声称不希望因钓鱼岛问题影响中日关系大局，但撞船事件后，日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海洋力量，默许右翼分子多次前往钓鱼岛周边举行活动，执政党议员要求政府在钓鱼岛驻军。石原宣称“购买钓鱼岛”后，日本政府宣布将把钓鱼岛“国有化”，甚至表示可能以自卫队应对钓鱼岛问题。种种言行不一致使中方不得不采取维权行动，中国国内民意也要求政府在合理范围内维护领土完整。
在过去数年中，中日关系出现如下范式：日本预设结论，用放大镜观察“需要看到的一面”，再宣称“中国威胁可能变为现实，必须采取行动捍卫国家利益”，付之以对华言行挑衅，待中国作出反应后恍然大悟“中国果然是巨大威胁”。这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
中国仍然将当前定位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认为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日本一些势力对此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蓄意传递错误信息，恶化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必然将自己逼进必须对华强硬以满足民意的死胡同。
西方应学会适应叶诗文奇迹
郑直
16岁的叶诗文震惊了世界。在伦敦奥运会的游泳赛场上，她不但拿到女子400米、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而且表现出的能力之强令人惊讶。
但此后纷至沓来的西方舆论，并非都是鼓励与肯定。美国游泳名宿约翰·莱昂纳德称，叶诗文400米混合泳夺冠的巨大优势颠覆了他的认知经验，他将叶诗文称为“女超人”，怀疑她服用了禁药。还有西方记者暗示叶诗文是一个“只会训练比赛拿奖牌的机器人”。
试想，假如叶诗文还是同样的肤色，并创造了同样的速度奇迹，只是把她的国籍换成美国，西方舆论大概会完全变成另一副腔调。很多西方人也承认，叶诗文承受的所有质疑和攻击，源于她是一个中国人。就像有西方网友评论说的那样：如果叶是一个美国人，她会被称为超级新星，甚至“飞鱼”什么的;但她是一个中国人，便被暗示为“嗑了药”。
在许多西方人眼里，无论他们的体育优势，还是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都是西方所谓体制、制度、文化、种族先进的证据。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丧失了优势，不得不平等地甚至仰视地对待其他民族、文化、体制时，对其整体优越感的冲击是震撼性的，因而表现成本能地拒绝接受。
叶诗文获金牌后的西方舆论表现再次显示，西方还没有真正学会平等地对待其他文明。他们很难理解、很不情愿接受，人类历史是多个文明共同的历史，而不是仅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历史。
实际上，中国发展之所以饱受争议，其根源即在于此。这些年来，西方一些人一方面唱衰中国，以为中国的进步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成就，则不断质疑、抹黑，用各种办法降低中国在经济、科技、体育等各领域金牌的“成色”。所谓“中国威胁论”也好，“中国崩溃论”也好，骨子里都是“西方优越论”或“没有西方不行论”。
看清楚这个，中国就多了许多平常心。是的，中国正在崛起，类似对叶诗文这样的质疑，中国还免不了要不停地碰上。西方媒体的心态失衡，恰恰是中国崛起的另类证明。而且，西方的文化基因决定了，这样的另类证明还将不断地提出，直到某一天，证无可证，哑口无言。
对于一部分西方人来说，是该换换脑筋的时候了。在人类历史上，西方曾长期落后，只是在最近两三百年，欧美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先行一步，才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他们早晚要适应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潮流。而且，越早适应，越早轻松。
更该捍卫的是话语权
唐敏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赛场女双消极比赛事件持续发酵。国际羽联史无前例取消了8名羽毛球选手的比赛资格，成为国际国内热议话题。总体来看，意见主要分为两派。一种意见认为4对选手消极比赛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违背了体育道德。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国际羽联在伦敦奥运会上赛制不合理的“因”才种下了这一“果”，运动员不应遭致如此重罚;而且，在足球世界杯等赛事的小组赛中，为了避免某个对手，不乏在比赛中放水的先例。
简单来看，将上述事件掰开之后，各打五十大板，可以勉强“结案”。但是，进一步来看，在运动员承受重罚哽咽道歉之后，国际羽联却没有为赛制安排的不周全负责，站出来给个说法。如果再进一步，联系到伦敦奥运会上一系列看似“不经意”发生在中国代表团身上的事件，比如叶诗文遭遇莫须有的质疑、并列第二中国国旗却没有并排升起、乒乓球运动员丁宁发球屡遭判罚，等等，这些“小”事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作为体育大国，在一些领域缺乏规则的制定权与话语权。
仍以羽毛球为例。长期以来，中国羽毛球队的成绩有目共睹，从苏迪曼杯到世锦赛，金牌少有旁落。然而在世界羽联这一羽毛球的领导机构，自从前主席吕圣荣在2008年卸任之后，高层中就少有中国人，直到2011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主任刘凤岩当选世界羽联副主席。这导致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羽联的地位下降，在规则变动等重大事件上缺少足够的话语权。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曾经在中国羽协换届大会上表示，“成绩好、水平高仅仅是项目发展的一部分，中国羽毛球的状态是：在国际羽联的话语权上，人微言轻，受制于人。”
不仅仅是羽毛球。客观来看，尽管中国体育源远流长，但今天的竞技体育形式基本上源于西方的体育文化。所以，各种各类的体育组织，包括体育规则的制定等等，中国的参与程度与其体育大国的实力远远不相匹配。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体育不但面临提高运动竞技水平的任务，更面临着提高国际体育组织参与度，增强国际体育舞台话语权的目标和任务。
也不仅仅是体育。俗话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从中国的发展实力看，从负责任的大国出发，大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具体到产业、技术发展标准等等的若干领域，中国已经到了树立标准、捍卫话语权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