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
廖音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这本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四大固有职能之一，之所以在如今得到特别重视，是因为形势的变化要求有新的思路和举措。
当前中国社会迅速变革，阶层分化，利益多元，社会转型仍在进行时，展现活力的同时也不断冒出新问题，与老问题叠加交织。技术手段固然应该与时俱进地改进，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及时调整大思路，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现代政府转型的目标，实现从重管控到重服务的转变。
不久前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并增加11个成员单位，也体现出由原来单纯的社会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功能，到如今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功能转变，内涵更加丰富，系统性更加突出。在一些矛盾多发的地方和领域，如果停留在控制、整治、命令的传统路径上，难免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乃至激化矛盾。一些征地拆迁血案、截访丑闻便属此类不识时务之举所酿成。
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日前在调研中指出，社会管理的基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保障体系是民生的“安全阀”。应一如既往地把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重大举措落实到求学、就业、就医、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上，更多地兴办利民惠民的实事、好事。
其中，就业是民生之本。应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继续深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社保是兜底之举。今年城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大范围试点，并将于明年实现基本全覆盖，届时，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将填补最后一块空白，未来应尽可能提高保障水平。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是一个群众关注度极高的重大政治任务，应切实把好建设、质量监管、分配等关口，使其真正成为惠民工程、民心工程。
做好这些基础性的民生工作，群众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同时也应结合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继续探索、不断完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增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责任感，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劲头往下使，与群众广交朋友、打成一片，及时了解在上面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情况和问题，弄清楚群众真实的思想、情绪、愿望、要求，努力做到情况掌握在基层，工作推动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
“非法证据排除”需要更多司法实践
董瑞丰
在北海律师伪证案中，作为其“底案”的裴某等人故意伤害案，多次开庭后，日前被广西北海市中院再审。庭上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据称为该院首次。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通俗而言，就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物证，将在法庭上被认定为无效或部分无效。2010年“两高三部”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起相对独立的排除非法证据具体程序，明确规定被告方若提供非法证据线索，控方须负责举证。
这一新规，为此前刑诉法相关规定提供了更多可操作性，向着彻底禁止刑讯逼供的目标又接近一步。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新规出台一年，据初步观察，各地法院在这方面的动作不多见。此次北海中院于众所瞩目之下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啻为一大突破。
且不论目前法庭上施行的程序是否完善。只要程序一启动，法庭上公开的证据势必要被百般推敲，站不住脚的自然站不住了，站得住脚的越发站得住脚。在这一过程中，公安机关侦查审讯的过程也会越来越清晰，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被告方能否被定罪，法庭内外自然可以得出更明确的答案。
至于具体怎么排除非法证据，哪些证据应被认定为“非法”并予以排除，还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摸索。如何认定被告方提供的线索，如何采信控方的证据，如何传公安侦查人员上庭作证，如何对作伪证者提出惩罚，诸如此类，都不是当下纸面上黑白文字可以穷尽的。其间必有控辩双方的博弈，必有依法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平衡，也必有“挂一漏万”和“挂万漏一”的争辩。
这些困难不可谓不多，阻碍不可谓不实际。司法实践少，原因或在此；呼唤更多司法实践，原因也在此。须知，法治正是在这种日积月累的实践摸索和博弈争辩中前行。法律除了需要理性逻辑支撑外，更需要经验的具体展开；再先进的理念，不经过技术操作的取舍完善，绝难达成共识。
故此，尤其应当肯定包括北海在内的各地法院遵循法律框架展开的各种司法实践探索，应当肯定律师们依法履行职责、参与完善法治体系的努力，还应当肯定公开审判和报道让这些探索实践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充分关注与思考。
这些来自司法一线的实践经验，是万不能被忽视的。它们与立法者的慎思、明辨、鼓呼有着等同的地位，它们将成为立法修法的最重要依据和推力，也同样分享着法治进程中的光荣。
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
张捷
中国的宽松政策实际上受到多重限制，在几年内都难以出现巨大的宽松政策。
首先，巴塞尔协议对中国金融业有限制。巴塞尔协议从II到III，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要翻倍，对银行融资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每年是8%以上，利率是6%，基本上已经决定了中国的货币增长每年必定是百分之十几。在货币不断增长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提高，再融资压力空前。现在中国M2大约80万亿，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大约8000亿资金，与银行业总利润相当，如果每年再增加10万亿货币风险资产，就要再融资超过万亿元。在这样的压力下，央行有很大动力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货币的金融衍生，降低货币乘数来降低银行的风险资产，使得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高要求。
其次，中国宽松降息，将降低银行业政策性利润。因为银行大部分存款为活期，降息实际上降低了银行存贷息差。未来一旦中国经济下滑，银行坏账增加，降息以后银行业出现全面亏损的可能性很大，将直接影响人民币海外信誉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对美联储的不断宽松，我们忽视了美国在此之前的紧缩政策。美国定量宽松政策之前，美联储给银行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付利息，银行把大量的资金存入美联储吃利息而不是到市场中放贷，美联储的准备金存款一度达到12000亿美元左右，对于原来7万多亿的美元广义货币M2来说，客观上等于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17%以上。同时，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债务上限最少提高了接近三万亿美元，这些债券也要从市场中吸纳资金。
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从市场上回收了大量的流动性，这样在危机开始后美国才有一定通缩压力现象。这样大规模收回流动性必然会造成流动性不均衡，因此就有了量化宽松来定向购买债券资产，通过量化宽松使得美国的流动性均衡起来。
中国四万亿救市后续的投资和融资非常巨大。要保持总量稳定和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在其他方面必定有所紧缩。中国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海外不断宽松下，会有大量外来流动性进来，造成外汇占款性的被迫货币发行和宽松，也限制了中国其他方面的宽松政策。
因此，在中国银行业没有最终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之前，在世界危机没有稳定之前，中国不具备长期宽松的条件。
民间机制推动中日友好
赵罗希
金秋送爽，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中方首席委员唐家璇与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民间机制，会议的召开为两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对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进一步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民间交流不断。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应邀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中日双方共同确定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中曾根康弘首相提议设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政策咨询机构，委员会由两国政界、经济界和学界著名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代表性。委员会每年组织召开一次会议，会议涵盖内容丰富，涉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事务等各方面，并设有各类专业委员会，如中日关系长期展望专门委员会、中日经济科技交流专门委员会、中日青年文化交流委员会等。
20多年来，委员会从政治、经济、文化、民间交流等诸多角度向两国政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以1995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为例，会上双方通过了就发展面向21世纪中日关系向两国政府提交的共同建议书，内容包括“发挥民间交流这一传统，加强文化、教育交流，扩大青少年交流，培养中日友好接班人”等。可以说，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既是两国之间的桥梁，也是联系政府和社会的纽带。
自中日复交以来，中日民间交流机构不断增多，形式日益多样，各种对话机制的设立，与官方渠道相互补充，为中日关系的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机构的创立，是中日两国对历史及未来共同思考的结晶，反映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强烈愿望。近40年来，中日关系发展历经风雨，但无论是在“蜜月期”，还是在“摩擦期”，中日民间交流却始终如润滑剂一般，通过各种长效沟通机制和团体，为推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起着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
“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如今，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诸多严峻挑战，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要妥善处理问题和分歧，不仅需要政府间的倾力合作，更需要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衷心希望中日民间交流能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使中日友好的事业蓬勃兴旺，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