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良心的城市
王军
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000立方米的人均缺水警戒线。对这个城市来说，下雨实在是大好的事情，可是，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似乎在排斥这样的好事，因为一下雨，它就会给久旱逢甘霖的市民们制造麻烦。6月23日傍晚开始的这场雨，又使北京这个首都城市，沦为一片“泽国”。是的，这场雨，太痛快了些，它竟呈倾盆之状，骤然使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紧接着，积水没膝，地铁进水，车辆被淹，寸步难行，整个城市毫无悬念地进入“瘫痪模式”。之所以称其为“模式”，实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不陌生，它会周期性地重复，以至于北京市民以及到北京来办事的人，都必须学会与之相处了。
北京的道路积水问题，在2004年有过一场大折腾，那一年的7月10日，同样是一场暴雨，就让这个城市“停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立即拿出修改版的《北京市交通行业2004年防汛抗旱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交通应急对策。可数日之后，7月29日的一场已预知的中雨，就让北京西南方向的马家楼桥下严重积水。也是在那一年，北京市领导提出要对城市建设进行反思，做好应对再次发生强降雨的各项准备工作。6年下来，政府部门对市区积水点的整治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终不能让这个最需要水的城市遇水而安。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这句话值得中国的城市深思，不独北京。近一段时间，武汉、杭州、南昌等南方城市也与北京一样——大旱之后遇大涝，皆因下水道乏善可陈。排水设施是城市必须为市民提供的最为基本的公共品，它如同一个人的德行不事张扬，却始终默默地支撑着那些天大的事情——衣、食、住、行。可是，有的城市管理者更在意的是那些整日在街头吆喝、非要人家说好不可的形象工程，而不懂得一个城市的力量更多地蕴藏在人们看不到却始终能感觉到的方面，市政管网就是这一类。有的官员更在意他们的“几年大计”，而不是市政管网这样的“百年大计”，尽管有论者说这是官员考核体制在作怪，可是，这就是放弃良心的理由吗？
城市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就难以更改，北京市近年来在整治积水问题上屡战屡败，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更说明发展良善的基础设施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将决定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在城市里获得何种生活质量。因此，我们这一代“决定者”，必须是最有良心的一代中国人啊。我们必须去建设有良心的城市，而建设有良心的城市，又必须从下水道开始。
科技体制应改出一方净土
孙英兰
针对近些年学术界科技奖励的种种乱象，科技界内外对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能否跟得上科技创新模式的发展变化、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和科技奖励制度是否科学合理、是否与我国科技发展相适应提出了质疑。
科技奖励制度本是我国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制度在引导科技发展方向和创新模式、激励和表彰科技创新人才、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科技的迅猛发展，现行科技评价体系的“不适应”也日益凸显，科技奖励导向作用的“异化”已背离了制度设计之初衷。
2008年科技部一项以“创新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调研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目前的科研管理制度存在一定弊端，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研经费配置不公正、不合理；二是尚未建立合理有效的科技评价体系。
从这项调研报告看，我国现有的科技评价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表现在科技评价存在重形式走过场、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评价结果使用不当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短期行为。目前我国科技评价实际上成了现实中的一个“指挥棒”，提工资、分住房、晋升职称、推荐院士，科研人员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待遇无不与此挂钩。为了能有一个较好的“荣誉”，有的科研人员甚至是单位派员进行“公关”，甚至出现行贿受贿等诸多违规或不法行为。
其次，专家评议制和信誉制度不够完善，在一些评价活动中存在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等现象，严重影响了评价工作的客观与公正性；对于“非共识”项目缺乏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不利于创新性项目的立项，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发现和成长。
再有科技行政部门掌管大量科研经费，资金分配不透明。由政府部门直接进行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管理，其工作程序、经费配置、课题评价以及成果鉴定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尤其是在一些科研领域中出现了以人际关系为主导的“小圈子”。
有学者称，如今的奖励已失去了激励效应，成为一些人不断提高自己学术台阶的垫脚石，变成了一种资本和资源，甚至是一种特权，而非荣誉。
使科研回归本源、奖励回归本意，方能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科研氛围；唯其如此，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才有实现的可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科技体制改革是唯一途径。只有下大决心，深化改革科技体制，一个风清气正的“学术净土”才有望再现。
“开门”监管保食品安全
张冉燃
中国目下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种“多事之秋”的态势提示我们，单纯依靠强化行政体系的监管已不足够，迫切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门”监管。
众所周知，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着特别的矛盾：一则食品工业、种植养殖环节等小、散问题突出，监管难度陡增；二则监管队伍配合不足且力量不均，有的甚至面临较大的人、财、物缺口。
这些特殊的困难表明，除监管系统体制不畅等原因外，其力量不足的客观现实也在制约着食品安全的实现。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力量毕竟有限，这就需要发动由消费者、媒体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广泛介入，共同维护食品安全。
举个例子，此次揭开台湾塑化剂盖子的，就是一位52岁的普通母亲。该杨姓女士系台湾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名检查员，她在给某公司益生菌作例行稽查检测时，意外发现一个异常讯号，于是花两周时间，将异常讯号与各种物质的图谱进行比对，进而得知其为本不该出现在食品中的塑化剂。
试想，在种植养殖和食品生产销售的过程中，如果多一些人站出来举报揭发，那么食品安全势必更多地暴露在阳光之下，行业环境亦想必有所改善。
此外就是媒体报道。不可否认，媒体偶尔会出现一些传播不实、不良食品安全信息的情况，但从整体着眼，媒体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还是正面因素居多。
然而，当前一些政府部门还不太能接受社会力量为监管“帮忙”，甚至将其理解为“添乱”。比如，在面对一些由媒体揭露的食品安全事件时，有的地方不是有则改之、闻过则喜，反而会动用各种手段打压或“和谐”报道；又如，当消费者就食品安全问题维权时，有些地方亦不但不支持，反而会“拖”字当先。
对保障食品安全而言，此类不当、失当的举措无异于南辕北辙。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应通过完善的举报奖励制度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同时发自真心地善用媒体监督，以实际行动践行温家宝总理所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比如，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均对经营者故意欺诈消费者的情形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机制，但是知假打假行为却被排除在外，今后应当通过司法解释一视同仁地为消费者、职业打假人和知假买假人司法求偿创造条件。
应该说，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异常琐细且无时不在的日常工作，特别需要一个合理有效的常态机制才能将其掌控。因此，变监管系统的“闭门”监管为全社会的“开门”监管，已经势在必行。
增信释疑的亚太磋商机制
江涛
6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宣布，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将于25日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双方将就亚太总体形势、各自亚太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2011年以来中美各种层次交往的继续，有利于中美关系继续“保温”。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上保持了发展的势头，但波折不断。在经历了2009年的“高开高走”和2010年的“风云突变”之后，2011年中美关系又重回正轨。胡锦涛主席年初访美后，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方面通过各种机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首次亚太事务磋商机制将成为中美接触的一个新的管道。虽然这种磋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建设性”的务虚会，但是与中美之间其他60多个机制一样，这种新的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美关系保持良性发展势头。
两国的首次亚太事务磋商意在促进中美在亚太的合作，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即使在当前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也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愿意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又在明里暗里采取各种手段两面下注，防范和提防中国。中国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间接承认”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但是对于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举动和在包括南海等问题上的表态依然深有疑虑。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新型歼击机和呼之欲出的首艘航母无疑有针对美国的意味；在中国看来，美国的航母在中国周边海域频频演习，虽宣称并非针对中国，但无法不让中国警惕和紧张。这些都是中美互不信任的缩影。由于在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要想在短期内消除中美之间的这些不信任和猜疑显然是困难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通过类似的磋商机制可以使得中美面对面坐下来，采取专题讨论的形式，由各方将自己关心的议题和已有的想法摆在台面上，了解双方的关切，探知对方的底牌，从而避免出现类似1995年和1996年那样的冷对抗。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生机与活力、也是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不同类型的合作方兴未艾，各种方式的摩擦此起彼伏。作为在本地区有着重要利益的国家，中美如何在亚太更好地相处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通过摸索寻求合适的模式，亚太事务磋商机制或许来得正是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