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需要体制驱动力
荆棘
2011年终在即，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年，梳理这一年经济运行的特征变化，发现“开局”、“转型”的新动向和新趋势，成为当前国内外复杂局面下正确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2011年中国经济的明显变化是，经济转型已经大势所趋，成为东中西部各级政府部门的共识，并率先在东部沿海形成了主动调整的政策驱动力。
比如，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省区市GDP增幅排在倒数第一的是北京、倒数第二是上海，分别增长8.0%、8.3%。但在中国统计学会同期发布的《综合发展指数研究》报告中，按照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考察，过去十年，北京和上海位居前两名。
根据测算，今年北京市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汽车限购政策和完成首钢停产，影响经济增速2.1个百分点；上海市“十一五”期间淘汰了2800多个高能耗、低附加值的项目，相当于每年减少1004亿元产值，房地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14.6%下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8.5%。
这种主动放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对质量发展的必然追求。既是满足市民生活质量需求之举，更是调整经济结构应有之义。事实上，从倒逼选择到主动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共识，今年已经越来越多地潜行到地方政府的具体工作中，单一以“GDP增速论英雄”的施政观念已经很难赢得社会的喝彩，经济结构调整正在进入可喜局面。
在这个重大变化的节点上，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完善各级政府考评体系，向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改变“指挥棒”方向。
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份经济报告分析，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为46.3%。但这一数字在危机冲击下直线下降，今年前三季度贡献率仅为38%；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从2008年的49.3%上升到58%。其重要原因就是中西部经济崛起主要依赖重化工业提速，大大增加了我国经济结构刚性。与此同时，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尽管有所提高，但在传统统计指标体系中无法体现，增加了部分基层干部的“GDP焦虑症”。
因此，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在各地探索实践基础上，中央层面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应当加快完善对地方的考评体系。比如，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实施分类考核，可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分确定考核指标，指引东中西部更好地科学发展。再比如，重点完善新兴服务业和社会管理等指标，引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只有如此，才能将目前地方政府的主动调整积极性真正转变为长期可持续的体制驱动力。
保护农村“宅基物业
梁钢华
如何在现行村民自治制度下，有效保护越来越多以物业资产出现和存在的农村集体资产安全，正在成为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提速，多地在征地过程中作了一些新探索，比如把开发的商业物业、工业厂房等置换给农民作为集体资产，以保障村民长远生计，避免简单拨付征地款、村民分光花光后生计无着的情况出现。
这原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农民的集体资产已由土地转化为物业，由于缺乏配套法规，一些村民的“宅基物业”，也出现了被侵吞的风险。当前有的案例中出现的对农村“宅基物业”的不当或违法处置，就暴露出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仍有短板。
例如，近期在东南沿海某省出现的村干部未经村民同意，低价私卖集体资产，使其失去土地后生活无保障一案，就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存在的漏洞，直接关系着在农村集体资产的业态大变换过程中，农民资产能否保全的关键问题。
与不能自由买卖的集体土地不一样，这些被置换的农村“宅基物业”具有完全产权。但是，对其交易，目前在国家层面尚没有明确的法规。有的地方房管部门以内部文件规定，在交易登记要件中加一项“村民大会纪要”、“村民同意书（手印）”，有的地方就当作普通的企业资产处理，只认公章和法人代表签名。房地产交易环节未能与村民自治法衔接好，村民的自治权利就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这类案件中还暴露出，有的村干部和有关上级监管机关一旦涉嫌形成上下勾结，不仅会导致农民利益保障的失控，还有可能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应当完善相关制度和法规建设，明确农村物业资产的监管职责和审批过户的门槛等。同时，对于当前我国在村民自治和村财务管理上已有的管理制度，在基层应坚决贯彻执行、落实到位。
还需加紧研究制定加强农村资产监管的预防和惩治体系，坚决落实好国家有关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利益保护体系。特别是需要加大惩治力度，坚决打掉侵害村民利益的幕后黑手和保护网。
村上级党委政府特别是纪检司法机关要有所作为，把群众诉求和出现的矛盾化解在源头。
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本
应强
法国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阿蒂斯和马利-保罗·维拉尔11月28日推出了他们的新书《没有工厂的法国》，给大家思考欧债危机的出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阿蒂斯现任法国NATIXIS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还是法国理工大学、索邦大学教授，法国战略分析中心研究员、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曾任法国全国经济和统计研究所主任，对法国和全球经济有着很深的研究。
阿蒂斯在书中直指欧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所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法国作为传统发达国家，与债务危机严重的南欧国家一样也面临去工业化的问题。除了一些全球跨国大企业，法国原先具有非常强的全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发展面临怎样的出路，是欧洲走出危机的根本。
债务危机是由于欧洲国家近二三十年来长期债务累积的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欧洲在全球竞争中已经不处于优势地位，高福利、高工资、高税收使得法国中小企业无力在全球经济中竞争，一些有着优秀点子和创新产品的中小企业一旦被看中就会被大集团公司收购，改为在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使得在法国中小型企业很难存活。因此出现了低端产品大多在人力资本较低的新兴市场生产，高端产品则转向以德国为代表的工业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集中。而多年来的维持高福利、高借贷的南欧国家债务危机问题特别严重，加上欧洲货币一体化而财政不统一的结构性体制问题，使得债务危机在欧洲愈发严重。
这一问题并非无解。全球化使得产业分工重新划分，全球经济一体化让各国必须找准定位。一些发达国家如英美、加拿大出现重新工业化的现象，但是目前工业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工业，新型的工业是指一切能够带来利润的经济活动。欧美国家特别是法国具有传统的优势，在一些领域仍然有竞争力，关键是创新。如果传统发达国家不保持良好的心态用于发挥自己的创新优势，而用贸易保护主义和重新工业化作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则无法恢复原来的优势地位。
企业要认清这一点，而政治家们则需要解决欧洲的体制性问题。由于欧洲多国陷入债务危机，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有向德国模式为核心的倾向，但欧洲一体化建设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中间各方都会作出妥协和让步。欧洲成立真正的经济联邦需要许多条件，而在目前债务危机严重之时，首先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实现财政政策的趋同，这就需要欧元区一些国家改变原来的思维，甚至放弃一些经济主权，从货币一体化到财政经济一体化，最终达成欧洲的政治一体化。
经贸合作带动中德关系
李超
当地时间12月6日，中德两国外长在柏林举行第二轮外长级战略对话，此前杨洁篪外长分别会见了德国总统伍尔夫和总理默克尔。这是今年双方高层领导的第三次会晤。中德外长级战略对话的再次举行，凸显两国对于拓展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以及各自在对方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中德关系在经历2007年默克尔接见达赖的波折之后，近年来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默克尔去年访华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了《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设置了总理年度会晤、高层定期会晤、提升战略对话级别的磋商机制。今年6月，中德举行首轮政府磋商，规模为历年之最，中方13名部委领导、德方10名内阁部长出席，签署了近20个合作文件，达成商业合同金额超过150亿美元。德国到目前为止与8个国家建立该机制，其中5个在欧洲。
中德关系之所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多因近年来两国采取了“政治接触，经济先行”的交往模式。从本次战略对话之后发布的联合公报可以看出，涉及政治的有6条，多为原则性共识，而涉及经济的达17条之多，且覆盖面广，包含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债务危机、双边贸易与投资等，既体现出中德两国扎实的经贸合作基础和未来广阔的合作空间，也表明两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从推动中德关系的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务实决策。
从客观上来看，近年来，德国对华需求呈增大趋势。欧债危机已持续一年有余，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被寄予厚望，成为各危机国的“救命稻草”。德国是出口大国，其出口60%以上面向欧盟国家。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普遍实行紧缩政策，前不久美国信贷评级又遭下调，欧美市场需求整体萎缩，德国出口受重创，经济增长遇到了极大困难，今年二季度GDP环比增速仅为0.1%。鉴此，德国势必着力拓展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市场，期待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同时从中国获得资金。以前总理施密特和施罗德为代表的一批反对党政治家支持中国出手救助欧元区，以默克尔为首的执政联盟虽未明确表态，但也绝未低估中国的潜力，认为优先推动对华经贸往来是最为稳妥且对双方都有利的做法。
在此背景下，德国改变了此前对待中国投资的消极态度。德新社报道称，德国在华投资已达270亿欧元，而中国在德投资只有6亿欧元，德国期待更多中国企业来德投资，双方在该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德关系未来还将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