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员出庭应诉叫好
李京华 涂铭
“告官不见官”是我国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今年年初以来，北京市平谷区法院主动采取工作措施，与区政府互动，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比例由原来的不到1%上升到目前的近47%，在减少涉诉信访以及推动当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初见成效。
自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到法院出庭应诉的情况很少。今年6月，北京市平谷区区长张吉福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三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案，这在首都法院尚属首例。
为何“告官不见官”？原因有三：其一，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身为人民公仆却没有把自己从“官”的位子上放下来，有的人甚至还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二，误读“被告”，有的官员一听到当“被告”就火冒三丈，把当“被告”误读为犯错误，并视为丢面子。其三，心虚，一些领导干部知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但对依法行政并不上心，认为权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学习和熟悉法律是别人的事情，因此一旦当“被告”心里就没底，于是习惯性地通过权力或关系打招呼解决问题。
随着“民告官”的现象增多，值得思考的是以怎样的方式化解矛盾。与其事后花大量精力财力去处理信访事件，不如事前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引导民众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尽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但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容易造成“当家的不理事，理事的不当家”的脱节情况，甚至容易让民众产生行政机关与法院“官官相护”的错误认识。
张吉福表示，“我要带头参加应诉，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形象。出庭应诉是行政机关负责人掌握本机关执法情况的好机会。”
目前“民告官”的案件类型已经从土地、治安等行政案件扩展到涉及行政管理的三十几个大类，从公安、工商、劳动保障等传统案件类型到知识产权、证券监管、财政税收、政府采购、广播电视等新类型案件，几乎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
官员出庭不意味着赢，依法审案只求公平。今年以来多次出庭应诉的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队长赵群坦言，通过出庭应诉与行政相对人直接平等对话，可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直接倾听群众对交通执法工作的意见，“即使我们输了官司，也能够成为得民心的赢家。”
预算公开更要透明
王雍君
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中央政府绝大多数部门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公布了部门预算和“三公”消费，许多地方政府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无论公众、“网络公民”、媒体、学界还是政府预算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拥有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取相关的预算信息，表达自己对预算问题的关注、疑问、意见和建议，期待政府部门作出适当回应，而政府部门的回应确实做得更多更好了。
主要借助互联网这一潜力巨大、跨越时空障碍的信息交流平台，一种围绕政府预算展开的“言论表达-政府回应”机制正在成形。这将为塑造政府与民众间健全的财政关系、促进民主治理、强化政府问责和减少腐败，带来全新的机遇。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朝向预算透明度的进程仍然是初步的，一些与透明度相关的重大且紧迫的挑战仍有待严肃思考，尚存不少需要完善的关键要素。
首先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意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其预算透明度实际达到的水准首先取决于政府意愿，其次才是技术能力。只有政府管理层持续传递出强有力的透明意愿，包括向社会作出高度可信的承诺，按照预先公布的时间表和工作议程制定并信守相关法律，以及为此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为深入推进可持续预算透明度进程提供最佳保障。
问题在于，这方面的难度远高于技术层面。原因很简单，与公开相比，保密似乎更加符合信息持有方的利益，即不必将自己在“花别人钱”方面的所作所为及其结果暴露在公众视线面前，因而也不必直接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压力。这是造成透明度不足的所有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其次是“预算必须透明”的社会理念和文化。三个基本的维度需要得到确认和强化：权利、法治和治理。公民有权了解自己为何目的向政府支付税费、支付了多少税费、公款是否被用于法定用途、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以及谁应为此负责。当然，预算透明度的意愿、理念和文化的塑造需要时间。
当前，普遍欠缺的还有对“透明”与“公开”两个关键概念含义差异的准确把握：公众真正需要的是透明，而不仅仅是公开。公开一大堆粗糙、不相关、不可靠和过时的信息，对于透明度没有帮助。多年来，即便预算专家也会对被公开的许多预算信息一脸茫然，更不用说普通公众了。透明度要求预算信息即便对于普通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对开发高质量的信息载体——政府预算报告和财务报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银行业还须苦练内功
荆棘
入世十年，中国银行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行业面貌焕然一新，行业成就举世瞩目。即使是在欧美金融业受金融危机重创之际，中国银行业依然保持了“风景这边独好”，整体利润保持了高速增长。
然而，对中国银行业而言，应当看到，光鲜的数据并不一定能真正反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时的良好表现也并不代表能够一直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资产特别是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急速扩张，资产质量难以保证。当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些问题可能被掩盖，但经济增速减缓时就会暴露出来，可谓埋藏在银行报表下的隐形炸弹。
与此同时，近年来各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虽然对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有积极作用，但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中国银行业很大一部分的中间收入实质上仍是变相的利差收入，其风险和表内业务相似，却缺乏相应的风险拨备。而且随着表外业务风险的不断累积，极有可能向表内转嫁。
不仅如此，民间金融等潜伏于银行体系之外的不稳定因素同样不容忽视。由于民间金融的体外循环特点，行业监管鞭长莫及，其过高的收益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数额庞大的民间金融弱化了国家的货币控制能力，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构成便会发现，净利息收入占比仍然偏高。这说明，正是利率管制为银行提供了盈利的空间。这也导致了在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受内外环境影响不断下滑的情况下，银行利润仍然能够高歌猛进的另类现象。
当利率“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利率市场化改革便刻不容缓。然而，长期带有垄断性质的稳定利差收入有可能削弱银行创新与变革的动力，一旦真的实现利率市场化，外资银行在产品和创新方面的优势将得以发挥，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必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银行业必须提高自身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能力，增强在传统业务以外的盈利能力。
此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发展，对中资银行“走出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金融危机为中资银行实施海外战略提供了更多机遇与选择，但面对陌生的市场，对国际化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银行业而言，风险同样需要严防。
放眼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面临的风险在不断累积，承担的重任也在不断增加。面对考验，尚未真正经历过经济周期检验的中国银行还须练好内功，学会如何应对经济波动中的风险，真正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美联储会否再下猛药
张茉楠
美联储今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宣布，将维持0～0.25%的超低利率政策至2013年年中，同时维持4000亿美元的扭转操作规模不变。尽管依然“按兵不动”，但受到欧债危机蔓延以及美国房地产市场严重低迷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12年美联储量化宽松立场鲜明，再下“猛药”的可能性极大。
从美联储在议息会议上的表态来看，已经留下了政策活口。美联储称将延续9月份宣布的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卖短买长”和“扭转操作”的调仓决定，即计划到2012年6月，出售剩余期限为3年及以下的4000亿美元中短期国债，同时购买相同数量的剩余期限为6年至30年的中长期国债，同时将延续把到期的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的政策，以购买更多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发行的机构抵押贷款证券，扶助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现在看，美国经济三季度增速达2.0%，好于前两个季度的0.4%和1.3%，但这还只是非常缓慢的经济复苏，其中房市和就业的持续低迷是美国经济的两个最大拖累。现在美国的房价处于2003年水平，比2006年时的峰值下跌31%，房贷违约率两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因此，近期美联储部分官员已明确表态，如果需要采取额外货币刺激举措，大规模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应列入选项的“前列”。
推动美联储再次量化宽松的很可能是欧洲主权债务以及银行业危机恶化引发的溢出风险。由于美欧之间是极为密切的金融伙伴，美国持有1.3万亿美元的欧洲债务，欧美银行业间也有非常紧密的业务往来。高盛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美国对欧洲的风险敞口达1.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尚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3%。据粗略估算，如果欧元区银行对美国的贷款削减25%，那么美国的经济增速将会下降约0.4个百分点。这反过来会引发美国国内银行收紧信贷，从而会令美国的GDP增速总共下降1个百分点。
由于短期内欧洲拿不出有效拯救欧债危机的方法，集体性恐慌正在使各国政府及央行开始为发生“雷曼”式资产崩溃，甚至欧元区解体等更坏的结局早作打算。现在，各国积极行动起来，“排查”、“预警”、“筑坝”、“蓄水”等等一系列措施已经做好准备，美联储正在准备弹药以防欧债危机的外部冲击。
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美国已经通过“扭转操作”成功地推动美元资本回流。美国非常善于创造危机和转嫁危机，我们需要提防，美国继续量化宽松的背后，很可能再次让全球为危机“洪水”的治理成本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