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破声中期待革旧迎新
汤耀国
南昌“2·6”爆破一声巨响，给大家拜了个折腾年。一个四星级酒店建成13年后拆了重建搞五星，既不复杂，也不稀奇，只是“不幸”撞到了舆论的枪口上。
从舆论的热度看来，屡“被”折腾的国人还没有麻木迟钝，反倒更加神经敏感。这次酒店爆破，就事论事虽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但也不是鸡零狗碎之类。人们把地方案例、企业行为上升到全国现象、公共事务的高度，仿效一种权威说法：这种围观好得很，这种上纲上线也好得很。
然而，也只是围观一下、指指点点而已。你说企业财富也是社会财富，但他自己要浪费又咋的。你说随意决策短视规划，他说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你说爆破扰民，扰了又如何。你说以后要抵制到这里消费，其实绝大部分“你”本来就消费不起。
开国主席一言九鼎，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自然要治罪，至于浪费，就不便“法办”了。对此，普通公民们更是只能以道义相责，骂骂浪费可耻，顶多也只能扣上不响应中央号召的帽子，比如科学发展、不折腾、低碳经济，等等。
不能法办，也并非完全没办法。除了刑法，还有其他法。有人搬出循环经济促进法，城乡规划法、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等相关条文，指出此事有明显“违法”之嫌。可惜，那些条文多为倡导型、口号型、原则型，温柔敦厚有余，威力效力不够。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没有堵死错误的入口。
如何界定规划变更之合理或率意，率意又将处以何种责任；如何确定扰民事务的公私边界与决策程序，对违规之举有何救济之道……诸如此类，从技术上讲并不是什么大难题，考验的是监管方的决心与自身利益的清白。
公众常识中的不能容忍的事，往往横行无阻，热热闹闹的公共议论，常流于无果而终的口水战。一个酒店爆破事虽小，但折射出社会规则的缺陷。规则若绵软无力，道义更显苍白空洞。改革前期开始积累的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对先富者的赞许，也被点点滴滴地消耗下去。
前述危言殊非新论，近年有识之士多已明察。如今利益分化已久，社会结构渐趋定型，重建基础秩序备显艰难。所幸公众神志尚清明，哪怕是十突九挫，仍未放弃对良性社会的期盼。“软法”也总比没法好，藉此吸纳民意而新生不乏案例。包括被扫黄打非的互联网在内，民意通道与博弈平台日益丰富，不仅可“个案监督”，更能推动规则再造。于是，那些拆旧建新的爆破声，也催生着革旧迎新的希望。
“神木模式”何日成“神州模式”
尚前名
一度是榆林市上访第一大县、群众“看病贵”反应强烈的神木，如今正逐步走向共享和谐。而此种变化的背后，就是被称为“神木模式”的全民免费医疗试点。这项被媒体称为“开中国国内先河”的医疗保障制度推行以来，让神木人民体会到了“看得起病”的前所未有的实惠。
然而，在不少人看来，要其他地方照搬神木经验，至少在目前并不现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钱的问题。神木之所以能推出此项政策，是因为其煤炭工业发达，拥有实行免费医疗的财政实力。对免费医疗，其他地方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是大城市，因人口基数大，推行免费医疗成本也大。
此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公开表示，按照他的核算，一年下来，神木县每人免费公费医疗花销是330元，若全国都按照神木标准实行免费公费医疗，4300亿元就可以实现。但是，整个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预计也仅为1266.7亿元，与4300亿元的估算相比，差距和缺口尚巨。这表明，目前普遍推广“神木模式”的条件尚不具备。
但这并不代表“神木模式”仅仅只能以“试点”的身份存在。
根据神木县当地公开发布的信息，住院病人在政策施行第二个月(4月份)达到高峰后，从2009年5月份已经开始回落。而一开始的人满为患，实际是在偿还医疗制度的陈年欠账。当这个政策成为常态后，看病潮随之平稳泄洪。可见，全民免费医疗并非是一个“无底洞”。
再看，尽管在陕西位列第一，但神木县在全国百强县综合经济实力排行中也只能算“较好”，远非最富。实际上，为施行“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列出了每年1.5亿元的预算，这在其整个社保体系的财政预算中占比约50%，而社保体系的财政预算支出约占神木县地方财政收入的16%。按照高峰时的数据，2009年4月份报销医疗费1270万元，当地官方的表态是，“没有超出预想的范围”。看看国外，富裕的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并不富裕的古巴同样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可见，实行免费医疗的问题并不只在钱上。
既然如此，能够推出全面免费医改的，为何唯有神木？说到底，是执政理念。神木富了，但执政者没有在豪华办公楼、大广场、大马路上大把“烧钱”，而是把增加的财富花在改善民生上，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神木的实践证明，只要执政者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到第一位，少一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神木模式”就有可能变成“神州模式”。
用制度救助重病患者
张冉燃
新春佳节之际，很多困难人群或许会在此时又一次感受到政府有关部门送医、送药、送红包的温暖。
不过，城乡困难群体更关注特重大疾病救助制度的建立。这比解燃眉之急更让人安心。
自2003年相关部委要求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2005年开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2008年，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已进入全面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亦继续积累经验。民政部近日公布的《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09年四季度）》显示，2009年全国医疗救助总共支出93.9亿元，惠及1100多万人次。
然而，由于医保报销往往有比例限制和最高限额，个人仍需支付一部分。那么，若家庭经济困难者不幸罹患重病，自付费部分将是其不可承受之重。
此时，人们往往会向慈善事业求助，把希望寄托于社会募集。可是，我国尚不发达的慈善事业相对于庞大的特重大疾病救助支出，既是杯水车薪，也很不确定。
此种现实下，如何兑现2009年6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所设下的美好愿景——“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资金来源稳定，管理运行规范，救助效果明显，能够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的医疗救助制度”？
地方财政收入在宁夏5个地级市中都排名靠后的中卫市的探索，得到了自下而上的肯定。
自2008年4月，中卫市将恶性肿瘤、尿毒症、重症肝病等10种疾病列为特重大病病种，采取财政安排预算100万元、积极争取自治区补助和社会捐助的资金筹集方式，建立起覆盖全市城乡的特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
其主要救助措施是：除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外，该市城乡困难群众住院自付费在3万元以上，并符合特重大疾病病种的患者，均可提交救助申请；打破病后申请报销模式，对患大病的特困户提前预借资金；救助数额上不封顶，一年内住院自付费3万～5万元的报销比例为60%，5万～10万元的报销70%，10万元以上的报销80%，城乡低保户在此基础上再增加10%。
这种可靠的制度性安排，大大缓解了中卫市困难群体“看病难”的矛盾。据统计，在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保障下，中卫市先后为229名特重大病患者发放救助金677.8万元，人均救助2.96万元，单人最高一次性救助14.6万元。
中卫的探索告诉我们，只要社会统筹合理、制度安排得当，即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依然有能力负担和保障困难群体的特重大病救助需求。期待在更大范围推广建立重特大疾病救助制度。
美国屯兵海地意欲何为
从海地首都太子港发生强烈地震的第三天开始，美国陆续向海地增派部队，迄今已有1.3万名美军进驻海地。加上空军运输兵力和停泊在太子港不远处军舰上的支援兵力，美国投入海地的“救灾行动”总兵力已达2万多人。
综合国际舆论可以看到，美国此次向海地屯集重兵，至少有这样的考虑。首先，保护美国侨民和美在海地利益。海地境内有数千名美国侨民，海地的大部分农场、蔗糖厂、纺织厂、海空运输、银行、国际贸易均掌握在美国侨民手中。也有一部分美国侨民在海地创办学校和诊所。美国军队进入太子港后，首先分批撤出了数千名美国游客和侨民，同时也为美国在海地的官方派出机构、美国慈善组织和美方有关人员提供保护。
其次，对海地加强控制，对古巴增加威慑。地震发生后，海地政府并未要求美国派军队前来维护秩序，是美方主动向海地有关方面通报美将向太子港派兵的决定。美军抵达太子港后，立即控制了国际机场、港口等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军人分发国际社会援助的食品和饮用水。
尽管美国政府和联合国主要官员均否认美国有长期军事占领海地的企图，但不少国际舆论，特别是古巴、委内瑞拉等国政府宣称，美国军队打着救灾旗号，企图在军事上长期控制海地。
海地目前由中左翼政党执政，与古巴、委内瑞拉等激进左翼政权关系密切。古巴在海地派有大批教师和医生，委内瑞拉则以优惠的价格向海地提供石油。海地西海岸距古巴最近处只有几十海里。美军如此出兵海地，意在阻止古巴向海地派维和部队。美国重兵驻扎海地，在军事上对古巴增加了威胁。
再者，向国际社会显示其对“后院”的重视。奥巴马上台后，表现出重视拉美的态度，逐步改善并缓和了与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关系。去年6月底洪都拉斯发生右翼军人军事政变后，美国政府还明确要求洪政变当局将政权交还民选左翼总统。在这次海地发生强烈地震后，美国立即宣布向海地派兵并提供7800万美元援助，展示其对“后院”重视程度的意图不言而喻。
同时，稳定海地局势，开展人道主义救助。最近几十年，海地局势长期动荡。自2004年联合国向海地派出大量维和部队和警察部队后，海地政局才得以保持大致稳定。此次大地震发生后，海地政府一度职能瘫痪，太子港社会秩序混乱。防止海地再次发生内战，稳定这个加勒比近邻的局势，符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海地一些媒体人士看来，普雷瓦尔政府救灾不力，给美军控制海地乃至长期占领海地提供了机会和理由。
食品安全还要几次“补牢”？
荆棘
近日，国务院决定设立了以李克强副总理为主任的高规格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在去年12月惊爆陕西渭南三聚氰胺超标奶粉重现“江湖”的背景下，此举措既是决策层打赢食品安全“战争”的决心表露，也表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痛下决心，成绩是明显的。比如，“毒饺子事件”发生两年后，日本民众开始重新接受、购买中国食品。日本厚生省公布的抽检数据以及日本花生协会的反馈表明，一年来，他们在中国花生的进口业务检测中未发现严重质量问题，确实感受到了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带来的成效。日本食粮新闻报道认为，“中国食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将得到全面提升。”
此次事件焦点的三聚氰胺超标奶粉，自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后，当年10月，卫生部等多个部门就曾严令：问题产品不得出厂、销售，并按要求销毁和无害化处理。可以说，从政府到企业，花费了巨大的努力从制度建设和生产管理上加强了食品安全的治理，市场慢慢恢复了对中国奶业的信心。
但令人震惊的是，当时对毒奶粉的处理恰恰在一个环节上——大量问题奶粉仅仅是封存在库房里并未销毁——出现了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尽管知情人解释说问题奶粉销毁因技术困难搁浅，但无法摆脱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责任部门的监管不力、不法企业的唯利是图是三聚氰胺奶粉逃脱销毁命运的关键原因。
具体讲，问题奶粉的处理环节并没有明确责任，农业管奶站、质检管生产、工商管流通，但没有部门负责销毁环节。监管漏洞给不法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2009年12月，陕西金桥乳业公司乳制品被发现三聚氰胺超标，当地质监部门封存了问题奶粉，却并未销毁。企业以倒换包装、套用批次方法予以销售。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如果还继续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亡羊”，就可能不是在食品监管部门层次上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会变成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民心向背的大问题。
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强调的，“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日前，中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已派出8个工作组分赴16个省份督察。希望监管部门这次能够二次“亡羊补牢”，不留死角，净化市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让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