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八”节百年的最好纪念
林蔚
连日来，虽然全国两会的新闻占据了各类媒体的主要位置，却仍挡不住各地形式多样的“三八”节100周年纪念活动的人气和热度。在百度搜索“三八节100周年活动”，仅用0.048秒就显示找到了约54700篇相关网页。
的确，对于全世界每个女性，今年的“3·8”都是个应该隆重纪念的日子。100年前，美国芝加哥女工走上街头，要求男女平等，占人类一半的女性从此觉醒。
而对于比美国妇女更多一重封建枷锁的中国女性，更应该好好纪念这个日子。因为，如果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中国共产党将男女平等始终作为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重要内容，中国女性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政治、经济地位。笔者还依稀记得外婆用“三寸金莲”行走的身影，那个“蹒跚”的年代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而今天，中国妇女名副其实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撑起了“半边天”，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为“主题词”的性别平等观念早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50年前外婆教育笔者“长大了找个好女婿”，50年后正在读硕的女儿却告诉笔者，她一定要读博，而且要出国去读。
不过，笔者以为，对“三八”节100周年的纪念，光是开个会作个报告，搞搞文体活动是很不够的。本来，“3·8”就不该仅仅拿来纪念的。在笔者看来，这个日子无异于一座警钟，它提醒全社会：正因为男女平等未完全实现，三八妇女节才历时百年不平等仍在，在彻底消除性别歧视斗争中，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不是吗？尽管党和政府历来对妇女事业高度重视，女性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不输男性，但社会心理深层对女性歧视和轻视却仍然相当顽强，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权益仍没有得到有效保证，包括女大学生在内的女性就业难、就业后岗位条件和工资水平普遍低于男性的性别歧视问题也很严峻。就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隆重纪念“三八”节100岁的今年，一份由麦可思研究院完成的针对女性大学毕业生的专项调查显示，截至2月底，2010届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比男生低8.5%。
提示女性现实生存境遇，决非要否定举行纪念活动的意义。只是，笔者希望，隆重热闹的纪念活动过后，全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应为女性做更多实事才好。比如，制定政策和法律，鼓励和规定企业招用女大学生；比如由政府主导建立起一种机制，随时纠正用人单位对女性的歧视，等等。若能这样，才是对100年芝加哥女工们的虔诚缅怀，才是对“三八”节最最好的纪念。
珠三角用工释放四重信号
陈冀
记者日前在珠三角调研发现，新一轮用工短缺困扰着这个积聚了2600多万农民工的用工大省，但也倒逼着这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积极变化。珠三角正在加速完成这一转型，目前已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企业用工模式重建、产业升级步伐提速、社会管理理念转化、公共服务扩大覆盖、传统用人体制突破等。
信号之一：从人求工作到工作求人，珠三角企业用工模式发生历史性转折。春节后为了招到人，众多企业各出奇招，有的奖励老员工带来新员工，有的对夫妻、全家同来实行补贴，有的还承诺给予高温补贴、带薪假期、奖励旅游等福利待遇，有的企业则直接派车到车站“抢人”。用工短缺正是我国劳资关系深层次变局的反映。从农民工走出农村被动接受企业单向挑选，到如今开始挑工作、看待遇，这种变局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遭遇的一个关口，更是一种进步，倒逼着企业重建健康的用人模式。
信号之二：从廉价劳力到机器代人，珠三角产业升级步伐加速。目前，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土地和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内地转移，一部分企业则因无法承受用工成本提升而关门，而另一部分企业则寻求产业升级，向资金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高端挺进。
信号之三：从边缘人群到均等关怀，珠三角公共服务扩大覆盖。农民工短缺也对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要求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科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监督企业工资发放情况等方式保护外来务工者的基本权益，还应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打工环境，尽可能地让这些昔日珠三角的“边缘人群”也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目前珠三角一些地方加强了外来工的劳动维权工作，并将外来工纳入到城市管理的人群范畴，力图在技能培训、文化娱乐、福利待遇上让他们享受到户籍人口的权利，“体面地工作”“体面的生活”。
信号之四：从打工过客到积分入户，珠三角探索突破用人体制。据透露，珠三角将大力推广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提高珠三角地区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吸引力。具体实施中将根据农民工的工作经历、文化程度、职业资格、纳税贡献、社保缴纳等情况进行积分入户，每年计划解决60万外来工的入户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务工人员主体的情况下，今后的劳动力流向，将很大程度上不再取决于临时性地涨一点工资，而要看哪座城市为外来工提供怎样的接纳条件，直接取决于外来工在城市得到的待遇，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
应对群体性事件新考验
廖音
去年初，本刊曾提醒2009年有可能是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当事实证明这一预警的准确性后，我们深以为虑。目前根据一线调研与权威分析来看，应对群体性事件还面临更新更复杂的考验。
过去多年，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因素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部分复员退伍军人和企业军转干部上访等方面。而过去一年的动向则显示，工资福利待遇、医患纠纷、就业问题、环境污染、安全事故、民间纠纷、集资事故等新因素也密集地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新问题出现的同时，许多老问题也并未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化解，新老问题交织并存。
与诱发因素新增相应的是参与群体扩大。除失地农民、下岗职工、部分退役人员等“老人”外，出租车司机、中小学老师、个体工商户、城镇居民等“新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群体性事件。在有的重大事件中，更是跨阶层的多类人群同时参与其中。如湖北石首事件，“围观群众”有数千人，最多时超万人。另外还有不少事件显示出跨地域联合的迹象。
更值得警惕的是，群体性事件不仅规模呈扩大之势，极端方式也增多。在情绪的对立与“示范效应”的带动下，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对抗行为在近年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打砸抢烧，伤害干部、警察和无辜群众等暴力活动数量也处于上升通道。
另外一个新动向同时也是前述动向增加原因之一，即策划方式升级，大多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进行联络组织。这一方式具有煽动面广、组织号召力强、事前征兆不明显、无直接利益关系群众易被卷入、聚集快速等特点。
这些新迹象，需要各级党政部门郑重、慎重以对。除落实各方已总结出的“及时、公开、透明、公正、依法”等有效的处置原则外，还须对症下药，针对新情况提出化解之策。
但事后处置仍属治标。更为根本的是要尽量消除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根源。以上种种“新”事件，除少数特殊、极端情况外，大多仍为民生问题引发，根子仍在老百姓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切身利益上，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地方有不同反映。这些问题，有些是发展当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不合时宜的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有些则是可以避免、理应避免的问题，如纯属违法违规的情况，再如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等，更须痛下决心切实纠正。
掌握后危机时代发展主导权
平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努力应对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并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共克时艰，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贡献。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影响力和责任在受到瞩目的同时，也被“放大”甚至被别有用心地歪曲。
后危机时代，中国有必要更为冷静清晰地把握国家利益和自身定位，完善更符合本国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以牢牢掌握发展主导权，更好更快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合理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年10月发布的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在全球排行榜上仅排名第九十二位，属于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而危机爆发以来兴起的“G2论”等概念，不仅为发达国家对中国转嫁国际责任提供了借口，也易引起与中国同一阵营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戒惧。对此，中国应谦虚谨慎，坚持宣示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同时，在履行国际责任方面要继续坚持既积极作为又量力而行。
危机伊始，中国政府就多次指出过，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回头看来，中国政府对此次危机的贡献正体现在努力保持本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上。
过去的2009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保八”的目标，这一来之不易的成绩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
确实，中国虽实现“保八”，但是危机进一步增大了经济转型这一中国发展固有难题的压力和难度。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甚至还可能有波动和反复，各国都有了发展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紧迫感，中国正主动应对这一时代新课题，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再平衡论”，把中国推上了风口浪尖。频繁的贸易摩擦势必要求中国尽快主动地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作出改变。
如何迎接时代的新课题新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目前最迫切求解的难题摆在了中国面前。
面对这一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难题，我们显然不能沉醉于成为第一大出口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能同超级大国美国平起平坐等等所谓“光环”和“高帽子”，而是应继续居安思危，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掌握在全球竞争中的发展主导权，切实谋求国家的科学发展和人民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