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不要只看“临时疗效”
徐立凡
只有那些与楼市有关的基础性设计得到优化，楼市“越调越涨”的现象才会消失，人们的预期才会合理，调控的行政成本也将大大降低
自广东出台楼市“国五条”调控地方细则后，北京、上海也均在3月底出台了相关细则。楼市“高温”地区调控细则的如约落地，对于下一步楼市的全局走向，具有方向标式的引领作用。
地方版细则，既是对楼市调控的具体实施依据，也反映着地方对于中央楼市调控政策的执行力。粤、京、沪等地方版细则，都突出强调了“国五条”的调控逻辑，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一致态度。严格按个人转让住房所得的20%征收个人所得税、进一步提高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等要求，成为地方版细则中的高频词句，就证明了这一点。
加强税收对于楼市的调控作用，是本轮调控最显眼的一点。如何凸现税收的导向性，又体现税收应有的公平性，是地方细则中必须考量的重点。保证税收公平，需要以较为完善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和较为公允的房屋价值评定为前提。京、沪版细则中都明确规定，能核实房屋原值的住房转让所得征收20%个税，就体现了对于征税导向性和公平性的双重考量。
此外，地方版细则还兼顾到了因楼市调控而引发的社会反应。过多集中于楼市的财富聚集效应，决定了楼市调控政策的效应不会只局限于行业内部，而往往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近期一些地方出现的抢过户热、假离婚热，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规避炒楼新增的税收成本。京版细则明确规定禁止京籍单身人士购买二套房，要杜绝的就是因楼市调控引发的不良社会效应。
地方版调控细则出台后“疗效”如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其实很正常。一方面，楼市聚集了太多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判断标准的不统一；另一方面，楼市调控既不能完全靠行政命令完成，也不能完全靠市场自发秩序调整。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中寻找到最佳交集点，从而达到双方意愿的平衡，需要长期探索。从这个角度说，楼市调控的“疗效”非一日之功能够完全显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明确举措，表明抑制楼市非理性因素的政策环境将长期存在。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在政策环境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为什么楼市时常反复，甚至出现“越调越涨”的现象？
根本原因不在于楼市调控的方向、节奏，或某一调控环节的细则是“松”还是“严”，而在于与楼市相关的基础性制度中，存在着鼓励楼市非理性因素生成的驱动力。比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致使土地的开发使用权过于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发现无法由市场完成，这最终体现到楼价的昂贵中；又如，楼市具有过强的货币反应，社会资金投资渠道的狭窄，又进一步增加了楼市对资金的吸引力，导致楼市价格往往受到流动性的哄抬；再如，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人力和资金的不均衡流动，也导致了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楼市的寒暑不一，热的更热，冷的更冷。
事实早已表明，让楼市真正健康起来，不能只靠技术性调控。技术性调控的效果只能是阶段性的，对市场泡沫的去除也难以巩固。只有那些与楼市有关的基础性设计得到优化，楼市“越调越涨”的现象才会消失，人们的预期才会合理，调控的行政成本也将大大降低。
“作风病”反弹 不啻一记棒喝
李浩燃
历经严打的旧俗恶习，就像没被杀灭的残留病菌，一旦死灰复燃，耐药性会更强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哈尔滨市鸿翔路一带的“吃喝一条街”重新火爆了起来。高档饭店包间里“处长”、“局长”、“主任”之称时有耳闻，结账时数千元的金额分着开几张发票，一些车牌用“免费停车”标识巧妙遮挡。
“吃喝一条街”又变热闹，折射出公款浪费之风有所抬头。改进作风八项规定出台以后，中央领导带头垂范，各地各部门也从狠刹吃请风、迎送风、浪费风等做起，倡导节俭开会、务实调研，严格规范公款消费，取得明显成效，大家过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元旦和春节。如今，“作风病”的反弹再次警示我们，根治这种慢性病，绝非一日一时之功。
事实上，早在中央部署改作风之初，就有声音提醒：改作风不能一阵风，反浪费也不能三分钟热度。否则，如果上级一重视，马上就抓，领导不强调，立刻就放；如果雷声很大，雨点很小，风头过后，一切照旧，这种一阵风的改作风，本身就是一种坏作风。凡此种种，不仅有悖政策初衷，达不到预期效果，更在无形中渐渐消解宝贵的信任资源，失去群众的信任与拥护，给以后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埋下隐患，危害极大。
正因如此，如何避免此次转作风流于形式，既考验决策智慧和政策执行，也攸关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会要求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改作风。
在一些地方，硬政策遭遇软抵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剧情不时上演，其背后的观望心态、侥幸心理不容忽视。“很多事拖一拖就拖黄了”，正如某位乡镇干部所理解的改作风，一些措施开始很严格，到后来就难免放松和疲劳。在类似“政策会疲倦”的惯性猜想之下，许多人以侥幸心理虚与委蛇、敷衍应对，甚至以“墙头草”的姿态揣摩上级风向，择机打擦边球，以为“只要别撞到枪口上”就行了。“不开公车，租车赴宴”等掩耳盗铃的行为，就是变相对抗禁令的典型案例。
政策落实打折的表象背后，也存在着利益交换的潜规、财务机制的漏洞。既然有人感叹“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大吃大喝为什么还是屡禁不绝？就像一些干部坦承，谈判桌上办不了的事情，往往一上酒桌就办成了。既然公款浪费人人喊打，为何“主任”、“局长”频频赴宴？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不断深化干部人事、行政审批、财政预算等制度改革，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让明规则战胜潜规则，才能固化改作风的既有成果，从根源上消灭不断翻新的花样。
在某种意义上，历经严打的旧俗恶习，就像没被杀灭的残留病菌，一旦死灰复燃，耐药性会更强。承诺既已作出，就应按照中央领导所要求的，一级做给一级看，对问题常态抓、长期抓，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真正革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沉疴痼疾。据报道，从今年起，我国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将逐步公开，我们期待这样的举措能够更多出台、更快落实。
别让碾轧“意外”践踏了生命尊严
王松苗
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也是法律保护的基准线
“一起发生在河南中牟，另一起发生在湖北巴东，一个因不满土地被占用，另一个不满财产补偿，一人死于铲车之下，另一人则被水泥罐车碾轧致死。相隔仅3天，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让人触目惊心。”央视《新闻1+1》4月1日播出的《制止农田里的“强拆”》，再次让我们直面这两起悲剧背后的沉重话题，并思考碾轧事件中的生命尊严和社会正义。
据报道，巴东肇事司机谭某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县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而中牟碾轧事件中，此前有报道称死者家属与肇事方弘亿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2日，肇事司机王某被批捕，当地公安机关展开进一步深入调查，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报道见今日8版）。事件性质如何界定，生命能否得到尊重，期待相关部门能够给出一个公正客观的处理结果。
然而，两起“碾轧”的导火线，都与土地有关，与农民维权有关，肇事司机又都受雇于施工、执行企业。这样的个体悲剧，便很难让公众简单地归结为司机的“意外”。在证据与事实尚未全面公布之前，公众难免揣测：一辆速度并不快的铲车，开到了死者的承包地上，在争执与纠缠中发生了血腥惨剧，司机有没有受到指使？中牟宋合义事件发生20多小时之后，先是中牟县认证微博发布称“意外事故”，后涉事企业负责人强调死者酗酒，如今警方又认定司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以及死者家属与涉事方弘亿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让人们更多了不少担心：虽说核实事件细节需要时间，但官方“意外”的判断是否给得太草率？是否有偏袒涉事企业之嫌？退一步说，就算真的纯属“意外”，三天两起的“意外”，以及此前也曾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维权农民死在自家土地上的流血事件，其间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追究？
事实上，公众对碾轧事件的关注，不仅在于事件本身的残酷，对死者的同情，更重要的，还包括对土地征用合法性、相关赔偿合理性的质疑。事件背后有无利益驱动？涉事企业的责任在哪里？民事赔偿可以存而不论，但行政层面，我们应当追问：征地是否具有合法手续？在基本农田建设酒店等永久建筑是否合法？如果存在问题，那么当初又是谁来审批，如今又该谁来担责？这样的征地背后是否潜藏有其他渎职腐败？查清这些问题，让责任链上的每一个人都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远比强调死者体内的酒精含量重要得多，也更有助于杜绝此类碾轧悲剧——在法律上，农民在自家土地上醉酒没有任何过错，与加害行为之间也没有多少逻辑关联，不能成为克减犯罪责任的理由。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首要的就是在个案当中，尽最大努力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因为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也是法律保护的基准线。当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法治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统一，准确预判法治风险，敬畏生命、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保护失地农民利益，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是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共识。
谣言止于公开 互信缘于透明
李泓冰
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抚慰公众的焦灼无助
禽流感来袭，全国的目光强力聚焦，盖因公众太容易联想到10年前的非典。现在，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公众都深知，在疫病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牢牢维系民族凝聚力，让人们科学对待、沉着应战的首要一条，就是权威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
我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洞悉这一点。曾经，在负面事件出现时，一些部门和媒体会本能地选择沉默和观望，以致错失权威信息披露的先机。其后果不但影响决策的效率，更导致不实传言甚至是恶意谣言漫天乱飞。结果，随后即使公开再多千真万确的信息，却因明显滞后，导致政府公信力大受损伤，深陷所谓塔西佗陷阱——哪怕说了真话，也难以取信于民。
当年非典的信息披露，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些地方政府最初怕伤及稳定，选择瞒报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但使各地因放松警惕而导致疫情扩散，公众的心理恐慌或猜疑也伤及了政府诚信与社会稳定。接下去，北京市和卫生部主要领导因为对此负有责任，相继职务变动。媒体也开始了铺天盖地对非典疫情发展和应对举措的报道。公众在潮水般涌来的准确、透明的信息披露面前安静下来，人心重新凝聚，疫情传播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抗击非典的曲折，充分印证了，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抚慰公众的焦灼无助。这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历史进程，具有意味深长的里程碑意义。
现在，多地都在逐日发布关于禽流感的最新讯息。比如上海，时常会有紧急新闻发布，发现新的病例，及时向公众报告；公众疑心疫情与死猪相关，也立即采样化验，释疑解惑。南京发现麻雀群死异常，卫生部门闻报随即介入调查。兰州有传出现禽流感病例，卫生部门查验后第一时间发布此信息不实……
是的，仍然会有公众质疑，比如为什么事隔20多天才公开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为何证实与死猪无关却只需一天？媒体也在耐心解释，对未知病毒的检验需要时间，而排除明确病毒感染则相对比较容易……
其实，公众的质疑，也是一种正能量。唯有不懈的质疑，才会不断砥砺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力度，才会在权威解疑中修复社会互信。有的时候，人们对所有信息发布、哪怕是权威发布，一概抱持“我不相信”的态度，这使信息有效沟通、社会有效管理、危机有效防范的成本大大增加，也使信息社会的伦理规范被动摇，社会的互信基础则在谣言不断引发的集体性焦虑中被渐渐蚕食。
片面地指责“我不相信”，于事无补。唯有充分的信息公开，靠对瞒报行为的惩戒，方能锻造政府坚实的公信力。而对付个别恶意的网络谣言，除了完善相关法律，加大对恶意造谣者的惩处力度以外，最有效的撒手锏，依然是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
谣言止于公开，互信缘于透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