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疲劳期”楼市复暖
荆棘
一度有所遏制的房价过快上涨势头似乎又将卷土重来。
近两个月来，部分地区楼市暖流涌动，上海、广州等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虽有下降，但环比却明显增加。从全国范围看，形势更加严峻。统计显示，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只有9个，上涨的却有56个，约占统计城市的八成。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大量被限购政策挤出一线城市的投资资金，正在向二三线城市集聚，直接推动了当地房价加速上涨，有的在一年内的涨幅甚至高达50%。不免让人担忧：二三线城市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容量有限，缺乏足够的风险对冲能力。一旦后续投资断档，楼市很可能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而且，二三线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有限，承受力不足，过高的房价也会给当地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为何在被业界称为“最严厉”的楼市调控高压之下，部分地区房价仍不降反升？目前看来，一是新一轮楼市调控全面展开至今，已有近两年光阴，市场进入调控“疲劳期”，群众对调控信心衰减；二是在物价高企的当下，投资购房成为不少人应对通胀的主要手段；三是部分调控政策及执行环节仍有漏洞，影响了调控的权威性。例如，一些中介机构通过补办纳税证明等方式可以轻易突破“限购令”，而开发商也能够利用“高报价、低成交”的折扣方式让“一房一价”流于形式。
面对这一状况，需认真梳理现有楼市调控政策，改变现有部分政策针对性不强，甚至相互冲突的局面，实施“精确制导”，切中要害。
具体而言，必须制定房地产中长期发展规划，为产业勾勒出可持续运行的路线图，使市场对政府的长期调控充满信心，减少非理性预期。在此基础上，各部门制定的调控政策应有全局观念，统筹考虑政策的长远性、可操作性，同时加强调控储备，促进调控持续发力，特别是要针对楼市出现的新动向随时“出牌”。
需要提醒的是，楼市调控在供与需方面还应做好“加减平衡”。目前限贷、限购等“减法”已经比较充分，但“加法”略显不足，导致楼市供应减少。因此政府应多出新思路、新政策，想方设法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房建设。
不仅如此，对于已经试点的房产税政策，应加快总结和推广，并辅之以其他财税手段增加住宅投资成本，多措并举降低房地产的投资属性，迫使大量闲置房回流市场，增加楼市供给。此外，对于房地产中介和网络房托等环节，也要加强监管，为进一步做好市场调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宽严相济是法治之道
郑志
近期一系列相关生死判决的立法、司法活动，广受瞩目。
5月至今，先有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一次性缩减了两成的死刑罪名；后有最高法高调提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最高可判以死刑。既有酒驾致人死亡的陈家，一审被判无期；也有驾车撞人后故意灭口的药家鑫，二审仍被判处极刑。
这些立法、司法活动，包含了对刑事罪名、量刑标准的增减与变更，以及具体审判案例。备受瞩目的同时，也触及到当下刑事法治理念的核心，亦即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指的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宽严相济的刑法思想源远流长。在欧美法治国家，这一理念也透过民意机构的立法、最高法院的审判、陪审团（法官）的裁决等不同层面得以体现。
当前中国，从宽而言，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比如死刑，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其的适用控制越来越严格,实际被判处死刑的人数不断下降。刑法修正案（八）更是从立法层面取消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
从严而言，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还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依法从严打击。这个层面来说，法律条文和司法活动从来不是生搬硬套、一成不变的，也不能完全与社会土壤脱节。比如，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两种直接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的量刑标准，并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以加大惩处、震慑力度。最高法、最高检在近期出台的解释中也明确，醉酒驾驶、飙车等行为将以“危险驾驶罪”量刑。
虽是法治之道，宽严相济理念在应用中还需格外观照两点。其一，避免两个极端，即在防止“死刑过重”的同时，也防止“生刑过轻”。当一方面使刑罚轻缓化，彰显人道；另一方面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以利于打击、震慑犯罪。
其二，严格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避免“缓刑等于不服刑”、“假释就是提前释放”等各式潜规则。否则，宽严皆失，动摇了法律公信，则化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和谐的长远目标也就无从谈起了。
能否对孩子“狠”一点
阿源
六一儿童节刚过，但“我们正在造就什么样的下一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下一代”的问题，在每个儿童节都会被提起并引发热论。这个儿童节亦不例外。
笔者不是教育家，无权置喙。但笔者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故尔对此犹为留心。只是任笔者如何留心，对此问题的讨论，仍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莫衷一是，徒增困惑。令笔者不困惑的则是，现在的孩子们快乐太少，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快乐尤其少。
笔者曾经带儿子去秦皇岛度假。在大海边，儿子用小铲挖了个半米见方的沙坑，再挖一条小沟把海水引入坑中。当坑中蓄满水时，孩子发出的那一声尖啸，令整个海滩的游客瞠目。在那一刻，孩子的快乐，大概不会低于三峡大坝建设者们亲手合龙大坝的那一瞬间。
只是，孩子平时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劳动创造的快乐何其少。到公园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对不起，没有人力划的“土船”，有的是电瓶船。马达一响，掌好舵就可以了。还有遮阳篷，日晒不着，雨淋不着。这种只有科技与买卖，没有汗水参与的“划船”，纵快乐，又何能深铭心刻骨？
上体育课呢？如果天太热，怕热昏了孩子，就在室内凑合比划两下吧；天太冷，又担心冻着孩子，也在室内上吧。中小学军训呢？有的项目强度大，孩子们吃不消，减了吧；有的项目有风险，也减了吧。没有在风霜雨雪中体验摸爬滚打，只是在全社会温情脉脉的“温室”中成长，这样的孩子能够茁壮？有消息称，近来北京中学生体检表明，视力正常的学生只有20%。
去年10月，有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考察。就在马路边，遇见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们运动完后光着身子排着队，一个一个接受老师用水龙头滋身的“洗礼”。10月的东京，已是秋风砭骨。看到这一幕的中方人士至今仍在感慨，“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这还得了？”
两相对比，更令人感到我们是否对孩子“圈养”过度，“野生放养”不足？能否让孩子们吃点苦，受点累，甚至是受点罪？能否对孩子“狠”一点？殊不知过度的呵护只能让孩子失去奋斗的能力，缺少了竞争意识、忧患意识。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是何等劲力弥漫，生命张扬的境界，而讴歌这种境界的毛泽东，对国民身心的理解与理想是“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我们做到了吗？我们要不要做到？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何时做到？
博弈下无奈的选择
江涛
近日，被前南斯拉夫战犯法庭通缉16年的原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被捕，并很快引渡到了海牙国际法庭。这样，曾经纵横巴尔干半岛的前南塞族“三奇”——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悉数落入“法网”。
与其他“二奇”一样，姆拉迪奇也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对立面：他曾经和士兵同甘共苦，爱自己的女儿，有过辉煌的历史和骄人的战绩，一度被奉为国家的英雄人物；然而，前南法庭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一些西方国家把他视为杀人不眨眼的种族灭绝者，他的国家抛弃了他，他的“同胞”出卖了他。
“三奇”的悲剧实际上折射了巴尔干半岛的大国博弈和塞尔维亚（包括前南地区塞族）的无奈。由于地缘位置重要，巴尔干半岛历来是欧美大国争斗的重要战场，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边界纠纷等相互交叉，又使得该地区历来就有欧洲“火药库”之称，而前南斯拉夫又成为火药库的中心。
冷战结束后，受东欧剧变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南斯拉夫联邦走向了解体，而波黑内战和科索沃冲突使得该地区的冲突日益国际化。这样，将该地区视为后院的欧盟和力图主导该地区事务的美国趁机介入，不断对塞尔维亚和塞族进行打压，而俄罗斯则出于斯拉夫民族的同仇敌忾和抗衡欧美势力进一步扩张的需要而支持塞尔维亚。由于俄罗斯力量的相对削弱和南联盟应对危机及决策的失误与不足，在美国和北约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压力下，塞尔维亚最终无奈地接受了南斯拉夫碎片化这一现实，甚至还不得不吞下科索沃独立这一苦果。
当前，塞尔维亚国内政局和所处的地区形势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塞尔维亚传统的政治力量（尤其是长期执政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受到挤压，力量大不如前。后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塞尔维亚坚持睦邻修边，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并一直在试图改善与美欧大国的关系。
对于今日的塞尔维亚政府而言，最重要的目标是加入欧盟，搭上欧洲一体化的列车。而欧盟也有意通过扩容来逐步消化掉巴尔干危机。不过，塞尔维亚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已经两年，却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欧盟多次强调，塞尔维亚除了必须要达到苛刻的“哥本哈根标准”外，还要与海牙国际法庭合作，捉拿姆拉迪奇等“战犯”。
有报道说，姆拉迪奇的被捕过程好像是在演戏，非常自然。观察家也注意到姆拉迪奇被捕恰逢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访塞的关键时机。这一切与其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在无奈之中的一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