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实效来自严格执行
郑言
近日，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和清理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相继在各地区、各部门推开。公务用车费用开支居高不下，官办活动过多过滥，长期以来积弊已久，备受关注。中央相继出台两项专项治理的实施意见，正是旨在下力气、动真格进行清理整肃。
尽管中央就厉行节约三令五申，但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违反规定换车借车、摊派款项购车、豪华装饰公务用车、公车私用等问题仍然突出，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地方和单位举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仍存在立项随意、数量过多、资金耗费巨大、监督管理不力、滋生不正之风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助长各种不良风气，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社会反映强烈。
此次以专项治理方式将清理整顿工作推入实际操作层面，既是顺应群众期待、回应社会关切的实际行动，也是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步骤。这有利于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落实中央厉行节约要求，更有利于引导和督促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上。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再好的制度、再严的规范，离开执行，离开落实，都是空摆，都会失去其应有的约束力和威慑力。两项专项治理工作任务重、头绪多，必须执行到位、监管有力，不搞变通、不打折扣，方可见实效。
为此，需要各责任部门抓好督促整改，严格执行纪律，并将之贯穿于治理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一方面，应认真开展监督检查。对工作进展迟缓、效果不够明显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要督促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切实做到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确保专项治理工作不走过场、不留死角。
另一方面，要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者，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者，对顶风违纪违规者，对工作敷衍塞责甚至弄虚作假者，都应坚决严惩，以严执行、狠落实，倒逼其遵纪守法。对此，中央强调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将选择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曝光，惩一儆百。
此外，还应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应拓宽群众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创造条件让群众批评和监督，负责任地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只有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勇于面对群众的批评，专项治理工作才能更加符合群众的意愿。
堵漏废弃工业用地流失
荆棘
来自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信息显示，在不少工业园区，一些工业企业已过黄金发展期，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但其使用的土地难以盘活。在“十二五”建设用地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同时避免这些用地被游资“炒作”已成为一项重大课题。
具体来看，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大规模的存量工业用地出现产业周期与土地使用周期“错位”，被关闭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样本平均生存时间较短，超过70%企业在10年内消亡。按照50年年限出让的土地，不少低效利用的工业用地期限仅过半，再利用存在难度，多数工业用地缺乏明确的行业周期规范。
由于工业用地退出机制不规范，一些工业用地甚至出现“钻空子”炒作的苗头。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日趋严格，产业用地土地补偿收益远大于产业收益的“利差”，吸引了逐利资金的关注和潜入。个别地方的工业用地均出现竞价，部分地块数十次的竞价，大幅推高了溢价率。
依据国家土地督察机构新完成的31个省区市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调查来看，“十二五”期间特别是今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存在较大缺口，耕地占补平衡压力大。由此附带的“占优补劣”等现象也不是没有，耕地红线的保障也就面临更大的压力。
在“保发展、保耕地”的双重挤压下，“盘活存量”成为重要突破口。盘活工业用地存量，实现建设用地内部置换的重要性也就更加凸显出来。
盘活土地资源需破除没有政策或是政策不到位的瓶颈。要从全国层面制定盘活低效利用土地的政策，采取土地置换、依法收购储备来实现高效再利用；其次应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合并、转让及出租等方式盘活存量用地，土地增值部分可让利给原企业；再者，探索工业项目和产业园区土地利用绩效评估考核制度，例如建立“单位GDP占用建设用地下降率”为主要指标的评价考核体系等，鼓励城市及企业回避增量、多用存量；其四，土地管理部门与产业管理部门应加快研究与行业发展周期适度匹配的工业用地出让政策，探索符合产业周期的供地方式。
还有一条，要加大对土地审批的监察力度，土地的审批领域已经成为当下的腐败高发地带。相关的部门负责人更要用好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廉洁用权，干净审批，从源头上堵住土地利用乱象。
期待“顶层设计”实践
王振宇
“顶层设计”已成为近一个时期的流行语。作为工程学的名词，其概念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范畴，绝非偶然，而是我们单纯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发展的认知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理论具体指导实践。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顶层设计”的表述，“顶层设计”也绝非只是停留在概念、口号、形式阶段，而是最终转化为深化改革的动力和行动纲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实践表明，制度、体制、机制创新，极大释放了体制活力，赢得了30多年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地位，实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几代人梦想。39.8万亿元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9.5%，这只是一个体量和数字。
资料显示，1700年的中国占据着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这一比重已提升至32.9%。经历百年的殖民、战乱和社会动荡，到1949年已降至4.9%，到1978年再降至4.9%。应该说，面对13多亿的人口基数，人均算起来的话，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国情、省情、市情、县情、乡情。
更何况，面对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的削减、未富先老的客观现实以及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迹象，我们的改革只是走过了相对容易、简单的一面，未来的改革攻坚，必将步入“深水区”，难“啃”的骨头实在太多。可以预言，如果“啃”不好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渐进式改革有别于激进的“休克疗法”，在确保既得利益、实现平稳过渡、实现共赢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然会丧失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甚至会产生负向激励和逆向调节。当下，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很多，在化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迫切需要“顶层设计”，决不能就当前而当前，就部门而部门，就地方而地方，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片面地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过分地注重任期而忽视长远，切实用系统的、全局的和长远的眼光，来注重制度建设和机制构建，真正从思想和行动的深处践行科学的发展观。
从1921年到2011年，90年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悟出了革命时期和建设阶段许多颠扑不破的道理。过去已经成为历史，值得总结和回味；立足于今天，展望明天，执政党同样肩负了历史使命，本着对未来和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深化改革，在实践中“顶层设计”、综合整治。
欧盟对华政策缺远见
张健
5月12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应邀赴匈牙利出席第二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并访问匈牙利。对话期间，中欧双方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中欧各自发展及双边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在中欧相互依赖更为紧密、对彼此需求更大的新形势下举行的高级别战略对话，对于扩大双方共识、化解分歧、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对欧政策是一贯的，中国高度重视欧盟和中欧关系，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发展。特别是欧盟在2010年初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欧盟应对危机。中欧关系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双方高层互访不断，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但欧盟对华看法和政策却往往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改变，相对而言更具不确定性。这对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了较大困扰。当前，欧盟内部正在经历系列重要变化和调整，内部成员国经济持续分化，危及欧元区稳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移民和反欧元及反欧盟边缘政党有发展成欧洲主流政党的趋势，严重影响欧盟一体化发展及其国际形象；民众对政治及政治人物普遍缺乏信心，对全球化抗拒心理增强。凡此种种都会影响到中欧关系发展。比如，欧盟正酝酿调整其“普惠制”，并欲以互惠为由将中国产品排除在欧盟政府采购市场之外，持续对中国产品征收所谓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等。这些都表明，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在其经济困难的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发展。
从根本上讲，欧盟对华政策易受短期利益和政党甚至政治人物个人利益影响，缺乏长远眼光和战略性。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给欧盟消费者及欧盟抑制通胀带来巨大好处，但欧盟往往只谈贸易逆差而避谈全球分工及欧盟企业获利等客观现实。从政治和战略互信来看，中欧早在2003年就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中欧关系主体仍基本上是经济关系。一个原因是，欧盟仍不愿给予中国应有的理解和信任。比如，由于意识形态偏见及冷战思维的作用，欧盟至今仍未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仍严格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也仍不愿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应该说，欧盟的这些做法并不能阻挡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科技水平的提高，反而损害了欧盟自身利益。
中欧加强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符合双方利益。2010年，中欧将双方战略对话提升至副总理级的高级别对话，这是提升中欧关系战略性的一个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