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时政类报刊转制正当时
全卫言
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总体部署，非时政类报刊转制进程终于拉开序幕。此前的5月初，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全国5000多家非时政类报刊年内将全面展开转企改制。另据透露，目前已有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转制或登记为企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时政类报刊单位的现行体制制约了报刊出版业发展，存在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甚至部分单位长期靠行政摊派、买卖报号刊号维持生存，有的成为部门和单位的“小金库”，助长了不正之风。这些现象的存在，决定了改革是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新闻出版领域改革的突破性进展，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从高层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看，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时，应按照规范程序，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进行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与在职职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按照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对于一批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不具备报刊出版资质和违规出版以及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单位，也应关停并转，以提高报刊出版业的集中度。
鉴于非时政类报刊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还应特别注意分期分批进行转制。比如省级、副省级和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等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业性报刊出版单位，隶属于企业法人的报刊出版单位，应先行转制。
再如，晚报、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不同于一般非时政类报刊，承担着重要舆论引导职责，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省级和副省级及省会城市党报党刊所属的晚报、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等出版单位，应按照有利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要求，经批准后进行转制。
在非时政类报刊转制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制定妥善的政策保障。比如转制前由财政部门安排的正常事业经费，转制后在一定期限内应该继续拨付。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应通过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等渠道和形式，对这些出版企业重点产业发展项目予以支持，新闻出版管理机关也应在出版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
转制后，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经批准予以撤销的，其主管主办单位应制定专门的人员分流安置办法，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安置。安置时，应优先考虑本部门本系统内安置，自谋职业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接续社会保险关系。
又见“彻查”
廖音
本月初，湖南“邵式弃儿”被媒体曝光，事涉国策与人伦大体，举国为之瞠目。据后续报道，事件旋即惊动高层，省委负责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面彻查”，邵阳及隆回市县两级火速“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
加那么多双引号，并非有意怀疑其诚意。但以前“彻查”见得多了，不了了之者不在少数，初如猛虎下山，结果是“狼来了”。于是没法安心，更无从拍手称快，不得不提个醒。事已至此，对受害者做一些补救固然善莫大焉，哪怕纾解些民怨，也是好的。
就“邵式弃儿”事件本身来看，若非国内媒体重磅披露，或许不会有此番“彻查”。据媒体报道及本刊记者了解，2005年至2007年间，即有“弃儿”家长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和国家计生委上访。结果，如某位观察人士形容的，“秦香莲”去告状，“包公”批给“陈世美”查办。省、市、县三级三次调查，均认定12名“弃儿”为非法收养，从计生部门到民政部门再到福利院最后是海外收养人，一应程序都合法。
若利益共生，“官官相护”在所难免，此乃人性和政治常识。衡诸以往不少案例，官方结论定调之前，总想外人闭嘴，煞有权威状；其实不过权力高高在上的姿态，若无公信力，久之便如高台上演戏，没人当真。还好，此次湖南各级官员尚未急匆匆出来“辟谣”。据本刊了解，由于“邵式弃儿”事发偏远地区，许多人在外务工，且距离事发时间较长，调查组表示正抓紧时间调查，争取尽快公布结果。这倒是实情实话，值得拭目以待。
是否足够尊重法治与民意，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处理可听其言观其行：一、时间虽长，人证俱还在，DNA比对便可知。媒体也已披露了很多详情，掌握公权的调查组自然不难查证。为非作歹者应依法受罚，这是最起码的。
二、按国务院规定，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计生罚款，应悉数上缴国库，纳入预算管理。但征收多少并无定则，由各地视情而定。上缴财政后再返还有关部门，更是以往不少地方“公开的秘密”。据媒体披露，“邵式弃儿”即因此而生。有权的地方就有利益，权力缺乏监督，利益便会膨胀，事实便会扭曲，民众权利便遭践踏。管住社会抚养费，正是釜底抽薪之举。
三、据本刊了解，“邵式弃儿”事件曝光后，类似举报也多了起来，有专家认为应警惧连锁反应。而防止连锁反应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全面排查，真正痛定思痛，取信于民。
IMF新总裁该如何选
张严冰
IMF前总裁卡恩因“性丑闻”事件宣布辞职后，新总裁的遴选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媒体追逐的热点。透过对于该问题的各种报道、分析、评论，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后危机时代国际格局正加速变迁。
首先，卡恩事件发生后，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大家隐约感到事情可能和欧美之间目前的矛盾有关。大体的推断为，出身法国、站在欧洲立场上行事的卡恩估计是被美国算计了，更准确地说，美国通过卡恩事件进一步打压欧洲。
长期以来，美国依靠其全球霸权的优势打压欧洲和日本，后者则在源自美国的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攻。美国当然不会让这两个挑战者随心所欲，所以，它一方面在欧债危机问题上兴风作浪；一方面有步骤地“重返亚洲”。去年，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繁，通过逼鸠山由纪夫下台迫使日本就范并重回其羽翼之下；同时，也通过制造多种事端震慑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
今年，法国成为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年初萨科齐已经确定了本次峰会的六个主要议题，其中前三个议题都剑指美国全球经济霸权，分别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其实也就是挑战美国的货币霸权；加强金融监管，核心是监管美国的金融机构；对抗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本质上是否定美国的金融市场定价机制。虽然二十国集团峰会下半年才举行，但是欧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矛盾已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矛盾的实质是，欧洲想挑战美国用以维系其霸权的几个根本经济制度，美国则视这几个制度为其“核心利益”。恰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站在欧洲立场上的IMF总裁卡恩发生了性丑闻事件，不但使法国蒙羞，也使得IMF救助欧债危机的计划拖延。
其次，二十国集团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借助卡恩事件变得更加活跃，许多国家都表示IMF总裁的遴选应该改变传统上由欧洲人出任的惯例，“金砖国家”驻IMF的执行董事更是联合发表了此类声明。这表明，IMF和世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如总裁的任命，也不可能像原来一样行事了。总而言之，二十国集团的出现使得过去八国集团主导全球经济议题、控制国际经济组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应清醒地认识到，IMF和世行都采取份额制而非如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制，最终的决定还是会由份额居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作出，也就是说，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欧美仍然占优势。更何况，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欧美已苦心经营多年，怎会轻易放弃他们已有的权力？
中国人权的今与昔
糜振玉
不久前，美国某高官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机，对中国人权说三道四，指责中国“愚蠢地”“阻挡历史”。这再次暴露某些西方政客的所谓人权观，也暴露其对中国历史的完全无知。
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西方列强践踏中国人民人权的罪恶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抵抗外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争取自身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奋斗史。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人民，哪有什么人权可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把一切骑在自己头上为非作歹的侵略者、殖民者赶出国土，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障，过上了真正有尊严的人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加强立法、保障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
如今，一些西方政客习惯性地拿中国的人权说事，似乎他们就是人权法官，是实践人权的道德模范，只有他们才最关心中国的人权。试问，当年中国人民被奴役、被蹂躏时，有哪一个西方列强关心过中国人民的人权？
当西方列强向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对中国发动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肮脏的毒品战争的时候，他们何曾想过中国人民的人权？当雨果所说的西方强盗闯进北京城大肆劫掠，放火烧毁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的时候，他们何曾想过中国人民的人权？
当他们在中国国土上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标牌的时候，他们何曾想过中国人民的人权？当他们挥舞屠刀，对我30万南京同胞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时候，他们何曾想过中国人民的人权？
今天，中国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一步步把人权理想变为现实。有些人却过分热心地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
当然，中国的人权事业还远非尽善尽美。我们诚恳地欢迎一切真正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善意地提出批评和建设性意见。但是，对于那些以人权为幌子，恶意诋毁，蛊惑人心，试图制造内乱，颠覆人民政权的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人权问题已成为某些西方国家进行地缘战略扩张和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工具，成为颠覆他们不喜欢的国家政权的借口和用来打人的石头。如果他们以所谓人权为旗号，妄想在中国煽动什么，肯定是“愚蠢”和“徒劳”的。中国的人权事业必将蒸蒸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