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重组为何频现震荡
尚前名
对陷入困境的企业而言，重组改制本是焕发生机的希望，然而，不久前，西部地区一家上市公司重组却又引发工人罢工堵路的群体性事件。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高层对职工反映的经济补偿等问题采取“鸵鸟办法”，没有及时沟通协调；二是一线工人待遇低下，和企业高管收入差距过大；三是企业高层涉嫌渎职、腐败问题。
这几乎就是国有企业重组的通病。近年来，因企业重组改制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比如两年前的“通钢事件”。分析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多因企业重组改制所引发，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却并非针对这一行为本身，往往是由于在重组改制过程中或完成后，一系列问题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和解决好所造成的。
重组改制，本应是企业祛除顽疾，再展宏图的过程，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沦为投资方和大股东圈钱谋利的手段。于是，在这类群体性事件的背后，经常会发现：企业在重组改制过程中，只注重了股东的利益，而对大多数职工的利益重视不够；企业在重组改制完成后，只重视资本运作，而对企业管理和进一步发展重视不够。
结果，企业重组改制的真正目的没有实现，存在的问题却积重难返。集中的表现就是企业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劳资关系紧张，民主权利受损，利益冲突加剧，犹如一个“火药桶”，再加上企业高层和相关主管部门对上述问题的忽视或漠视，一旦遇到合适“导火索”便会立马引爆。
事实上，对于如何防止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早已有诸多论断。但至今这一现象仍时有发生，不得不令人深思。
当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既得利益，如果利益协调不顺，则很容易产生冲突。然而，这并非表示冲突不可避免。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常见行为，企业重组改制，通过相对完善的制度安排，完全能将冲突化解或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不少地方均有成功的案例。
但对转型的中国而言，无论是治理还是法律制度方面，都存在有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性。因此当冲突产生之时，难以通过恰当的制度来加以化解，而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能激化冲突。所以，“治本”之策是加快法律制度与社会管理体制的配套发展，如此方能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防海产染“盐慌”闹剧
荆棘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将数以万吨计的辐射污水直接向大海中排放，引起了我国消费者对海产品安全的担忧。上海的海产品市场已经呈现出销量下降的态势。近一段时期，部分商铺的海产品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0%左右，幅度最大的达到70%左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江苏沿海城市的海产品市场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量跌的同时，海产品价格却涨跌不一。由于担心受到核污染，部分海产品价格明显下滑，即使不是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也因此“被担忧”。相反，部分来自日本以外的海产品进价出现上涨，推高了消费市场的价格。
从掌握的信息来看，日本核危机导致渔民不敢去深海捕鱼，再加上油价上涨成本上升，综合推动了海鲜进价的上涨。较为长远的影响因素则来自日本供货商为了满足日本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回购，进口量减少后也给国内海产品市场带来价格上涨的预期。
事实上，日本核危机目前不会对我国近海养殖业造成太大影响。我国海产品的品种多达一两百种，相互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而研究人士的结论也指出，从洋流方向上看，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的辐射污水近期不存在向我国海域扩散的动力条件。
目前，最大的市场影响因素是消费者的心理。这就需要防止我国消费者恐慌心理蔓延，防止别有用心者乘机恶意炒作、哄抬物价，防止“盐慌”闹剧再次在水产品领域重现。消费者需要理性看待海产品的供应状况，没必要反应过激。毕竟如“谣盐”造成的疯抢后，最终上当受害的还是消费者自己。
防止海产品出现消费恐慌，还需要多方面工作同步推进。有关部门在做好保障海产品供应工作的同时，应当做好海产品的检验检测，让老百姓吃得安心和放心；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即时发布权威机构的海水监测数据，并加以解读；针对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明显变化，要加强市场监察，加大市场信息的监测力度，随时掌握好市场动向，以充分准备应对各种变化；对别有用心者的操纵行为，尤其要加大打击力度，严惩不贷，有力地维护市场的良好秩序。
由于辐射污水将不可避免地对海洋生态造成污染和破坏，在一定区域内，海洋食物链可能因此而受到深远影响。我国海域会否受影响以及受影响程度如何，这些在目前都不可知，研究机构需要集中力量对此进行专项研究，以便今后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此，相关的必要的呼吁是：相关国家应该以更负责的态度处理事件，避免事态恶化。
华为再碰“安全天花板”
屈一平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在美国竞标再度受阻。《华尔街日报》4月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华为已经进入了美国第六大移动运营商Cellular的第四代无线网络建设合同最后竞标阶段。然而，六名重量级国会议员4日联合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政府从立法上寻求“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以阻止华为在美国销售网络基础设施设备。这些议员表示，华为与中国政府和军方的联系，以及美国关键性基础设施中使用华为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令他们感到不安。
就在两个月前的2月14日，迫于美方压力，华为主动撤销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提交的收购三叶公司（3Leaf）技术资产的申请。2月底，华为发表公开信，邀请美国政府对其进行正式调查，以打消美方对该公司所谓“国家安全”的疑虑。一个月之后，没有迎来美国调查团的华为，再度碰壁“安全天花板”。“与军方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纠纷”、“中国政府的财务支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等等标签已经不是第一次贴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的身上，不过，美国贸易法律从没有对“国家安全”作出明确的界定。
早在2008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挠了华为和贝恩资本对电子器件生产商3Com的联合收购，理由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值得重视的评论是，策略问题应该引起中国企业的关注。有外国媒体对华为三叶并购失利事件作出评价，“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它没有在收购早期申请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也有外国媒体针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发表评论，“想要进行收购的企业必须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治环境、投资审查制度、以及如何可以成功地穿梭于二者之间。”
据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两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失败率全球最高：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失败率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分别为2%和1%。
有分析认为，如何处理国外政策制定者对于中国企业的忧虑，为有关商业问题的公共辩论提供公平信息，中国企业在公共事务方面（例如遵守相关法律，遵从相关投资制度）依然需要精进。华为的遭遇除了企业自身层面的努力外，通过政府高层交流，从国家外交、商务的角度来消除美国的安全顾虑和各种限制也是必要的。
华为竞标的Cellular公司中标情况将在几周后揭晓。除了华为，包括爱立信和阿尔卡特朗讯此次入围。这一次，华为没有选择“撤销”，其内部人士透露，部分国会议员的建议并不能代表Cellular公司最后的抉择。
美国债务难题逼底线
江涛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近日表示，除非国会在2011年5月16日以前采取行动，否则美国政府最迟将在这一日期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合法债务上限。近年来，美国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国债总额节节攀升。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美国的国债约为5.6万亿美元，而到了2011年年初，这一数字已经突破14万亿美元，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直冲100%。且不说这些债务如何还，单单这些债务的利息每年就达到4140亿美元，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7%。
近2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大多数年份都是入不敷出。问题在于此次国债问题已经直逼底线，引起公众对政府偿还能力的怀疑，国际评级机构也有可能调低美国国家信用评级。
面对这一难题，奥巴马政府的破解之道无非两条：一是讨价还价，二是开源节流。所谓讨价还价，是放低姿态和国会协商，要求再次提高债务上限。过去10年中，美国债务上限曾经多次被提高。这一办法在奥巴马刚上台的时候实施起来相对容易，因为国会两院都是“自己人”。但中期选举后众议院已经变了天。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早就对奥巴马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医改和气候）严重不满，发誓上台后“秋后算账”。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与国会谋求妥协的道路显然不好走。
所谓开源节流无非是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在最新提交的年度财政预算中，奥巴马提出在未来10年中将向高收入者、跨国公司、银行、石油公司、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司等群体或部门加税，同时减赤1.1万亿美元，预计到2017财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稳定在3%左右。从这一方案看，奥巴马一方面要拿富人开刀，另一方面在国防、医改、能源等方面的开支则一个也不能少，走一条渐进的减赤路线，这显然不能令国会满意。4月6日，奥巴马与众议院议长博纳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雷德里德举行了深夜会谈。他说，两党在支出问题上意见已经十分接近，但协议还没有达成。
当然，奥巴马的难题并非无解。当前国会与政府之间围绕着国债与预算的斗争有政治秀的成分，在经过新一轮博弈后，国会会再次提高合法债务的上限。考虑到美元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美国依然不可忽视的国力，欧洲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不大可能在美国重演。鉴于美国当前不妙的经济形势以及2012年大选迫近，奥巴马政府却有可能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作为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和深受倾销及反倾销困扰的中国来说，必须做到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