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超过30％，而此前五年，我国的年均投资增速高达26.67％，即便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也达21.4％，比1985～2005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多9个百分点。
较高的投资增速，已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我国投资增长是依靠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的模式。市场的推动主要从投资领域的扩大、投资愿望的增强、具备风险损失承担能力的投资资金(不包括国债资金)增长等方面表现出来；政府的推动主要在国债投资和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风险损失承担能力的资金增长方面表现出来。从资金比重看，政府推动的资金是投资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无论是市场和政府，其投资机制和行为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市场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能源和其他紧缺资源、资金等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变化反映其稀缺程度，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助长了资源、资金需求的快速扩张。
政府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多，对一般经济建设活动参与过多；财税体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上建设项目、参与地方各类投资活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问题的结合，就形成了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行政主导投资热，集中在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面表现出来。控制难度大，如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当前的投资增长既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存在体制机制方面的缺陷。因此，如何既保持必要的投资增长率，又防止由体制机制问题导致的投资过热苗头，成为新时期宏观调控的关键点。
从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看，GDP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大体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引起突出矛盾。与此相联系，投资增长保持在25%左右，对于支持这一经济增长率也是必要的。因而，如何努力将投资增长稳定在25％的水平，应成为当前投资调控的重要目标。当然：这一指标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因为从绝对数字看，这一增长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已相对饱和，而投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很容易导致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并超出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这就会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就会导致资源环境方面问题的加剧。而如果调控力度偏大，又会限制必要的投资增长，也会影响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热情较高，与“十一五”规划联系的新开工项目较多，较集中。同时货币供给增长偏快，货币流动性提高的较快。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可能推动投资的过热苗头。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了专门部署，特别提出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继续严把土地、信贷闸门，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等要求和措施。这些情况表明，保持投资在较高水平上适度增长，支持新一轮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的势头，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深对新时期投资增长及其调控特点的认识。
所以，对投资增长一方面需要关注短期内拉动其加快的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稳定其增长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快体制机制的建设，注重从根本上消除投资过快增长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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