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清欠不该难
廖音
年年要打工，年年有欠薪。农民工工资清欠成了当前中国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并非没有办法解决。据本刊记者日前在沪浙等地调研，只要政府功夫做到家，农民工工资并不难落袋。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为中小企业，需要广布触角，才能随时掌握欠薪动态。上海将全市划分为900多个“网格”，建立起一支2600余人的劳动保障监察协管队伍，各自对分管区域的工资发放情况进行动态摸排，以便在第一时间发现拖欠工资问题。
浙江也有107个市、县建立覆盖城乡的定位、定人、定责的网格化管理组织体系，全省93.7%的地区基本实现“多点投诉、统一受理、分片处理”目标，预计今年实现全省覆盖。
过去大量欠薪事件，因程序复杂，多头管理等，许多农民工走上漫漫讨薪路，维权成本很大。因此，发现问题之后，还需要快速解决，以免欠薪企业隐藏、逃遁，以保农民工正常生活能够维系。上海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与公安局110应急指挥中心建立起应急联动机制，实行“365天监察无休”，以最快速度处置农民工欠薪案件。加上工会、法院等多方合作，当地已对农民工欠薪争议建立起快立、快审、快调、快裁的特殊处理机制。
对欠薪单位追缴不及的情况难免出现，这就需要政府来托底。上海建立了专门用于保障劳动者工资支付的小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并将审核权限和保障金下放到区县；还通过政府欠薪保障垫付的方式进行应急。浙江除建立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外，针对企业主欠薪逃匿或生产经营严重困难导致被拖欠职工生活困难的情况，所有县级以上政府都从财政拨款100万元建立政府工资支付应急周转金。
以前农民工讨薪往往取证不易，浙江实行的农民工考勤卡制度值得借鉴。卡上记录工作时间、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情况等内容，如果用人单位拖欠工资，记工考勤卡就成了农民工维权的“护身符”。
对欠薪企业，需有相应惩戒方能以绝来者。如浙江等地强化劳动保障诚信机制，利用诚信档案定级结果，实施分类监管，对诚信企业予以奖励，对失信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对企业有严重拖欠工资等行为，建设、交通和人民银行等纷纷采取限制招投标、降低资质、停止信贷等方式，提高其违法成本。
上述措施收效明显，上海去年的欠薪案件同比减少三分之一，浙江的相关案件也实现五年连续下降。正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防泰柬冲突的发散效应
江涛
2月上旬，泰国和柬埔寨军队在两国存有争议的柏威夏寺附近地区发生冲突，双方都动用了火箭炮、大炮等重型武器，并导致双方人员伤亡；泰柬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首先开火，并把“官司”打到了联合国安理会。
柏威夏寺建于公元10至12世纪，是印度教神庙，供奉着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泰国和柬埔寨在历史上都宣称对该寺所属区域拥有主权。1962年，海牙国际法院把柏威夏寺判归柬埔寨所有，但泰国对这一裁决持有异议。2008年以来，两国曾经在该地区多次发生冲突。但是这一问题并不复杂，只要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局势就不会失控，难题或有破解的可能。
然而，当前的泰柬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柏威夏寺本身。首先，泰柬边界基本上是以历史上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绘制的地图划分的，它是当时英法博弈的产物，而这种由于殖民者争夺势力范围遗留下来的“地雷”排除难度很大，巴勒斯坦问题、印巴冲突、索马里内乱等类似问题都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以柏威夏寺为中心的附近4.6平方公里土地还涉及到双方旅游业利益分配，这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柏威夏寺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更加突出。再有，泰柬冲突与两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自柬埔寨接纳流亡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后，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去年还发生过间谍风波。近期，两国为选举做准备。柬埔寨首相洪森需要强硬来回击反对派，赢得国会的选票，而泰国总理阿披实则也需要借助这一问题来巩固其地位，并防止军方可能发动的政变。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泰柬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和扩大。该问题的升级会给两国的国内政局带来影响，尤其在当前泰国阿披实政府与“黄衫军”争斗正酣之时。而两国政局的动荡必然影响两国以及地区间经济、旅游以及投资。东盟一贯强调团结，其宪章规定成员国之间必须和平解决纷争。而泰国和柬埔寨都是东盟的重要成员，两国交恶势必会影响东盟的团结，对东盟未来的发展及在该地区发挥独特的作用产生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地区动荡和冲突如果不及时冷却，有可能为外部势力的干预提供合理的借口。老殖民者和旧殖民手段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不可不提防其新时期的变种。
近来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警示人们，对泰柬冲突可能引发的发散效应要充分重视，及时应对。
要“风暴”，更要制度完善
张文娟
借助微博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在传统媒体的助攻下，在多位名人的支持下，已经发展成为一次新的未成年人保护风暴，给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日前与于建嵘、韩红等见面讨论之后，我发了一篇这样的微博：“今天值得铭记，因为：1.见证了微博创造的奇迹，从不相识到相识到见面只需要一天的时间，技术创新带动了跨界合作创新，继而又带动了公益行动创新；2.也许这种奇迹还将产生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变革的奇迹，推动建立起以家庭支持和监护监督干预为核心的中国未成年人福利制度，让很多未成年人保护难题得到根本性解决。”
根据以往经验，未成年人悲剧容易触动人们的同情心，容易成为社会热点，发生之初，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都会纷纷表态，但潮起潮落后，往往是各忙各的去了，给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留下什么了呢？好一点的，被聚焦的某个或某几个孩子的命运得以改变；不好的，就只是一个哄哄闹闹的过场。悲剧如果仅有量的累积，只会使人变得麻木和熟视无睹。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赤裸裸侵害孩子权益的悲剧总是在重演的一大原因。巨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若不能推动制度完善，就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作为一名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业的律师，我和同事们总在说服自己要有耐心，在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有些人可以做流水的兵，但是我们要做铁打的营盘；有些人可以凭着暂时的感性去关注未成年人保护，但是我们要以专业而持久的理性守护着这份事业。我们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不抱怨，也不停下来观望，只想抓住每一次机遇，与每一个可能关注这份事业的人一起努力。
为什么我这么看重这次机遇，是因为与以往相比，这次“风暴”中有新的元素。首先，微博这种技术创新平台，使未成年人保护公民行动迅捷有效，激发了公民参与和监督未成年人保护执法的热情。其次，公众人物更加理性地关注热点事件，并愿意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去推动制度完善。再者，有序、有效的专业跨界合作也正在酝酿形成。
也就是说，自下而上的公民行动、公众人物的理性参与及专业的跨界支持这三个要素，可能使这次的机遇不同以往。如果这次能推动某一具体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或某个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形成，都将会是历史性的。这样，悲剧就不再是量的累积，也不再有量的累积。（作者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房地产调控宜循序渐进
赵瑞希
新年伊始，“国八条”出台、房产税落地、多个城市银行陆续取消首套房贷款利率8.5折优惠，调控持续发力，楼市在国家调控的毅然决心面前已然“速冻”，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成交量急跌。
与2010年不同，2011年的房地产调控目标不仅从“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上升为“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而且指向更为明确。
之前，何为“过快上涨”，从中央到地方未见明确说法。如今，何为“合理”，将在一季度得以明确，届时各地政府要向社会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调控目标从定性转为了定量，并且成为考查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硬指标；明确的量化指标，对之前调控不甚积极的地方政府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压力，也堵死了地方政府在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上打太极拳的老路。这也成为影响市场预期的关键。
如今，限购政策已遍及一线城市，并扩展至二、三线城市。在范围扩大的同时，力度也在加大。二套房首付款比例已上升到60%，并且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在加息靴子也落地的叠加之下，楼市陷入了一片沉寂。
这是房价松动前的矜持，还是新一轮的反弹正在孕育。这一问题不仅摆在普通的购房者面前，更应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明判的。
从2010年的经验来看，限购措施对楼市的短期抑制作用明显，但随后便出现了较大的反弹，导致市场反复无常，购房者犹如雾里看花，摸不清方向，又促使了市场更加反复无常。房地产调控需要防患于未然，避免市场预期的巨大转变，影响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
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与房地产行业的关联度非常高，一定程度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味道。房价存在泡沫是个不争的事实，房地产调控就是要实现楼市的软着陆，而不是房价“瞬间”大跌，泡沫一夜刺破，经济走向低迷。因此，在给楼市开药方时，相关政策需要循序渐进，注意剂量和用药时间间隔，避免短期内市场巨大波动。
另一方面，“一刀切”的限购有误伤合理性购房需求之弊，作为一时的应急之举是需要的，但从长期来看，需要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住房消费政策。
因此，在中央明确了楼市调控的决心之后，在应急举措之后，各地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中长期楼市调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并认真思考如何统筹安排各项政策，促使房价逐步有序回归合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