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体系”监督权力
彭方建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十七大时的提法是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从“机制”到“体系”，体现了我党在公权力监督制约方面更加成熟。
这一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各个方面，以此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以反腐办案为例，它不仅仅是党内纪检系统一家的事。2009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就是一个很好的与公众合作的标本性举动。大量反腐案件，就是在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下找出苗头，通过专业的纪检力量查明，最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把权力装在笼子中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近年来，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对权力公开运行提出了很多刚性要求，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也越来越认识到权力公开运行的重要性，作出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县权公开试点、公布“三公”经费、听证会、官员财产申报等，政府网站、党务政务公开栏，新闻发言人、行政服务窗口等渠道也在不断增加，方便公民对公权力的知情、参与和监督。
在党的十七大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基础上，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对权力运行的规范性要求更加明确和突出。这就意味着，此前各种权力公开运行的探索应趋于制度化，进而体系化。如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与此同时，党内监督力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按照十八大要求，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对薄熙来、刘志军等人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发出了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监督的雷霆之声。
党的十八大已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纪委也正在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2013---2017年的工作规划，进一步完善党内反腐倡廉的教育、预防、监督、惩治的制度体系。从制度上、体系上着手，从根本上保证公权力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轨道。这是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命门所在。
“转方式”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尚前名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明显放慢了前进的步伐。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拖累，但另一方面，更是中国政府主动谋变的结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空间。
改革开放至今，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即使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未能改变这一态势。
不过，在骄人成就的背后，中国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也是不争的现实：危机引发的全球需求减弱，让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弊端显露无遗;大量低效率的不合理投资，导致许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低成本的竞争方式，不仅容易让企业缺乏进取心，更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传统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就成为紧迫的任务。
具体而言，就是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减轻维持经济高增速的压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去。
然而，经济增速的放缓，却并不必然导致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虽然“转方式”转了多年，但进展并不尽如人意。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方式有其自身的惯性，更在于相关领域的体制性束缚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就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依靠改革打破了束缚发展的多重体制性障碍，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放眼未来，要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依然是最关键的环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特别是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就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就需要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的改革已步入更多触及深层次矛盾和更多面对内外部复杂因素的攻坚阶段。在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背景下，要破除诸多藩篱，难度和阻力之大非同以往。
毫不动摇地进一步深化改革，力争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深层次问题上取得突破，并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