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生命在于信仰
董瑞丰
两百余年前，美利坚立国之初，宪法初成，仍有不少缺漏和犹疑之处。后来威风赫赫的联邦最高法院，尚“蜗居”在国会大厦的一间地下室里。筚路蓝缕而来，美国宪法护佑出一个世界头号强国，联邦最高法院则护佑了这部宪法的固若磐石和与时俱进。何以至此，众说纷纭，但大体离不开三者：
其一，民众为捍卫自身权利而提请诉讼，不断推动法律理念与司法实务的进步；其二，法院对法律的释义拿捏精准，在法治的根本理念和社会变迁的脉搏之间谨慎地维持平衡；其三，在各方克制之下，公权力一直保持着对法律权威的俯首臣服。
从大洋彼岸说起，绕一个大圈子回到中国。至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是为中国法治进程乃至现代化进程的一座里程碑，可喜可贺。不过，立法之后，如何把纸面的法律变成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当中的准则，将是下一阶段全体国民面临的重大课题。
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就好比一把尚方宝剑，有劈奸斩恶之能，但如何用，能否用在实处而非挂在墙上，还需要一个接一个的“包青天”。此间，司法实务界的作用自然不容遑让。
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理念，融入到普遍的司法实务中去。这一问题，在法律体系内部仍存在某些冲撞的现阶段，显得尤为迫切。比如，当前刑诉法与律师法之间存在一些不合拍之处，由此产生了理念与实务如何相辅相成的争议。折冲樽俎在立法修法过程固属必然，在法律运行之中也难避免，这就格外要求实务界去寻求法治理念的根本共识，踩准时代前进的脚步。
公权力对法律保持尊重和服从也至为重要。一些地方政府的违法闹剧、雷人之语，尚可作为法治教育的反面典型，但那些大家熟识而麻木的、视法律若无物的潜规则，则不啻对法律信仰的最大冲击，若任其横行，势将瓦解社会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共识，进而阻绝社会良性进步的路径。
从中外法治历史来看，公权力对法律的服膺，司法实务界对法律理念的捍卫，非不能也。但要让其如此作为，离不开全体民众对法律的虔诚信仰，以及对法律实施的严格监督。某种程度上，一次“较真”的诉讼，一起“围观”的案件，都在推动着纸上的法律体系成为活生生的社会规范。
说到底，所谓持尚方宝剑的“包青天”，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别再难为“刘翔们”了
李松
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刘翔抵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2008年，他以体育明星身份，当选为本届全国政协最年轻的委员之一。
今春全国两会期间，刘翔再度成为新闻人物。除其体育明星的身份外，主要是他没有准备提案。刘翔接受采访时解释，“刚参加完德国两站比赛，所以这次自己没有提案。”
按刘翔的说法，“这次是以交流、学习为主。”教练孙海平也表示，刘翔在北京的十多天里，基本上是一边开会一边训练。
连续4年两会，刘翔都从不同的角度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2008年，他因参赛缺席了会议；2009年，他没提交提案，且因疗伤错过前半程会议；2010年，他带着提案准时与会，但所提交的两份提案一份被疑外人操刀，一份则被指内容空泛，后又因参赛而提前告假。
尽管刘翔称自己很喜欢“刘委员”这个称号。但这一身份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政治待遇，更多的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有责任也有义务了解民情、观察社会，代表民众为国家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意见。按理说，参政议政是国家大事，“在其位、谋其政”义不容辞。然而，在公众眼中，刘翔似乎不止一次将此当儿戏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运动员，刘翔被选为政协委员有着相当的民意期待。但若无法集中精力参政议政，也无法专注于训练和比赛，也就不该再难为他了——还是让其回归体育明星的本位，去做他擅长做且能做好的事情吧。
事实上，刘翔也是一些明星代表委员的缩影。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一些文体明星顶着代表委员的头衔，但又没有时间与能力参政议政，或在这个应该发出履职声音的地方，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会举手不会表态。可每次，却都能以其明星的身份，吸引不少媒体的眼球，消耗着大量宝贵的传播资源。
近年来，也有不少明星代表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但其中也有些不是提交“雷人议案提案”，就是发表“大学生掏大粪可以提高掏粪行业现状”、“不投弃权票是爱国”之类的言论。客观地说，这些错并不都在明星代表委员身上。随着公众对代表委员要求愈来愈高，让更多有时间调研、具备参政议政能力的人成为代表委员当属必然。
改变的前提是，不能把选代表委员异化成赠送给某些人的褒奖方式，而忽视这些人是否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别外，健全和完善代表委员退出机制，有关部门是否也可早日纳入议事日程呢？
个税改革到底有多难？
唐敏
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其主旨是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为此，除了提高被广泛称为起征点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外，还将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并相应调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级距。
在目前物价上涨等背景下，这些办法会将更多中低收入群体纳入免税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也因此，专家对起征点尚有不同意见，有认为应从目前的2000元上调至3000元，也有观点认为调至5000元较为合适。
个税改革的方向受到社会各界肯定，但从公平与长远的角度看，现行个税税制模式，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首先，现行个人所得税采取分类所得税制，即对包括工薪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在内的11个征税项目采取不同计征办法，致使很多高收入甚至富裕阶层缴纳的个税比重相对较低，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不足。
其次，现行个人所得税仍以个人为征收对象，教育、医疗、抚养、赡养等家庭必须支出因素未被统筹考虑其中，调节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针对上述问题，“十一五”期间，以家庭为征收单位、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方式被明确提出，然而至今未见明显进展。那么，个税改革到底被什么绊住了脚步呢？
一个始终、反复被讲起的理由，是目前税务机关无法掌握准确的个人收入信息，包括股息、利息、分红、遗产继承等收入，都游离于监控之外；此外，对家庭而言，税务机关也难以掌握真实的家庭财产记录，取得真实数据非常困难。
进一步深究，一个始终、反复被说起的障碍，则是“信息分割”，也就是涉及到个人、家庭的财产信息，分别掌握在房产、银行、税收等多个部门里，部门之间信息不能共享。
但疑问在于，这样的障碍在实践中不难逾越。比如，一些地方在房地产调控中，对二套房判定标准采取“认房又认贷”，房产管理部门和银行系统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之下，也翻越了信息的阻隔；再比如一些城市在认定“低保人群”时，为避免骗保，也实现了银行、房地产、民政等多个部门的信息综合。
这些迹象都很清楚地说明，建立更公正的个税征收制度，技术及体制障碍并非不可逾越，更需要的只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决心。
警惕“复合型泡沫”风险
刘军红
当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发表的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就警告说，新兴市场经济体必须密切关注资产价格泡沫和过度信贷的迹象。
笔者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呈现“复合型泡沫”现象，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值得警惕。从当前的动向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复合型泡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动产等资产和一般物价同时上涨；二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成为主题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在环境产业、替代能源和节能减排上投入较大，但由于技术仍不成熟，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这些大规模的投入很可能导致投资过猛型“环境泡沫”；三是在能源和资源上也存在大规模投资泡沫。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新兴经济体纷纷“下猛药”，加大经济刺激力度，实行大规模财政支出的政策，但是这一危机初期的应对政策目前所起的作用在递减，负面作用则在上升，导致“复合型泡沫”日益显现。
新兴市场国家大多是转型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不完善，现有市场条件也用得并不充分，政策手段并不善于使用市场工具和机制。同时，资本和债券市场的不发达，导致一般企业融资不得不主要依赖银行。政府持续执行大规模财政支出所带动的融资，更主要依赖于银行，尤其是，在国家政策银行主导投资下，如果上述的“复合型泡沫”破裂，银行的不良债权增加，很可能直接导致政策性银行首先出问题，进而扩散到商业银行，对经济带来冲击。
因此，IMF在上述报告中提出，新兴市场国家需尽早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从抑制危机传播、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战时政策”，回归维护经济均衡发展的“平时政策”。IMF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上月强调指出，许多国家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减少财政刺激举措，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并附之以汇兑政策，防止经济过热。
IMF担心的是，发达国家正殚精竭虑地解决其高失业率、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和银行受损等问题，新兴市场国家目前担负着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任，一旦新兴市场泡沫破裂，就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为避免这一结果，更为了避免新兴市场国家本身因泡沫破裂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进而引发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国家有必要采取行动，调整政策，并推出有利于投资融资的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形成以民间投资和个人消费为引擎的“自律性复苏”，确保经济平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