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准安全事故的“七寸”
林蔚
据8月18日媒体报道，国家安监总局通报称，黑龙江伊春烟花爆炸事故初步认定为企业非法生产。
又是非法生产！为什么非法生产总是层出不穷？还有多少企业仍在非法生产？还会有多少矿难、爆炸等悲剧在酝酿？而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该受指责的毫无疑问应属地方安监部门。从伊春爆炸事故看，虽然早在两个月前安监部门就发现了这家名为“华利实业”的鞭炮厂存在问题，并采取了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措施。但是，扣完安全生产许可证之后的跟踪监督缺位，致使那个把安全生产法规束之高阁的企业，为了利益，继续把安监处罚同样束之高阁。
然而，让安监部门承担安全生产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不公道的，把所有愤怒的口水都向它喷去，恐怕太抬举它了。一方面，有限的安监执法人员根本不可能覆盖所有企业。另一方面，安监人员虽有执法权，却缺少城管或警察那样的强势。记得一位在地方做过安监工作的朋友曾向笔者抱怨，安监很难做，你查处得太认真领导会不高兴。安监部门在基层的处境跟环保部门有一比，你必须看领导脸色行事。
其实，这话才点到了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真正症结所在。尽管并非所有的地方领导都这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少地方的一些领导心中，GDP比安全生产重要得多。有的甚至把严格安监执法看作是对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有为了顺利上项目甚至不惜给安监执法部门施加压力的，还有为违法违规者说情甚至直接干预对违法企业查处的。这使安全执法很难到位。而一旦出了事故，这些地方领导通常又会想方设法掩盖事实，隐瞒真相，推脱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改变这样的领导，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就扭转不了，不出事故只是侥幸。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了安全生产新政，重特大事故后果严重，最高将追究省部级领导的责任，表明中央在治理安全生产事故“打蛇打七寸”的英明和决心。但笔者以为，要想安全生产长治久安，光有亡羊补牢式的事后追责还不够，还必须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强扭”到科学发展观上。具体办法是，在加大反腐力度，坚决打击违法、非法生产后面的“黑保护伞”的同时，坚决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不是事故否决，而是凡安全工作不力就否决；坚决不以GDP作为考核干部的唯一标准，不将GDP作为主要政绩导向。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很难。但一个文明的国家，只有拒绝染血的GDP，才能让劳动体面，让生命有尊严。因此，再难也值得做、应该做。
制止违建要少放马后炮
王仁贵
前期投资400亿元，预计于今年10月1日开园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还未完工，部分建筑即遭拆除。事件一经披露便受到广泛关注。依据有关报道，被拆除的原因是这些建筑在未获国家文物局审批的情况下开工建设，属于违建。
违建拆除向来受到较多关注。而西安市如此浩大、耗时费力的工程中部分建筑被拆除，更是引发了人们的质疑。这么明显的工程在其开工之前就不可能藏着掖着，其需要层层审批，还要通过很多的关口，应当说开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为何却在工程动工甚至将近建成，才被定性为违建，进而被勒令拆除？
退一步说，建设主体单位也可能存在“边开工边报批”，或是“先斩后奏”等先上车再补票的情况，结果票没补上自然就成了违建。这就存在如下疑问：工程刚开工时，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是否知晓？掌握相关情况后有没有依法前往制止？在施工方未听劝阻后可曾采取过强制措施？如若在自己范围内不能解决，是否对上级部门汇报过？
如此规模的建筑因“违建”被拆毁，人力、物力、财力损失之大，让人为“糟蹋”之举感到痛心。
细观近几年的违章建筑，大致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在明令禁止的行洪区建起了成片的建筑，本应坚决制止的行为却“坐大”了；二是在一些文化遗产保护区，别墅林立，占用坡地、林地，与文化保护区抢地盘；三是侵占公共空间，未经批准，私自侵占海滩、岛屿等建别墅或花园式住所。
依法拆除违建，本不用说三道四。但看人下菜碟式的选择性拆除，却值得商榷。如对待违章建筑的发现和拆除，有的执法部门往往区别对待，有选择性地执行。比如针对“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等项目，往往雷厉风行，但当面对一些强势单位或个人就大磨洋工。
对于违建，在信息时代，在建设规划透明度日益提升的当下，想要瞒天过海，让世人难以发现几乎没有可能。相关的监管部门首先应当廉洁自守，做到秉公执法。同时应当主动出击，相关情况一经发现，就应立即制止，不能等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才缓缓出手。更不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非要等到引起众怒，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压力才开刀。
制止违建，理当做足事前防范，少放甚至不放马后炮。毕竟，违建的拆除，既对社会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也带来巨量的垃圾而污染环境。
深圳还需向香港学什么
阿源
深圳特区即将年满30周岁。三十而立，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两个特区之一，深圳这30年，确实给中国立起了一面改革开放的旗帜，立起了一座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的丰碑。
深圳确实立起来了，确实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立起来后的深圳如何再往前走？谁是深圳的标杆？深圳向谁学习？这是目前困扰深圳人的一个问题。
深圳有的干部认为，向香港已经学习不了多少东西，深圳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了。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合理，但稍加思考，即可看出其中的自满与浮躁。
不错，从表面上看，深圳一些发展指标跟香港相比差距已经不大。但香港真的就没有多少东西值得深圳学习了吗？
非也。香港值得深圳学习的地方所在多多。譬如，香港精干、高效、廉洁的公务员制度，不值得深圳学吗？以港交所为标志的香港完善、严谨、规范的金融服务体系，深圳能望其项背吗？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香港现代服务业，不足深圳师法吗？香港科学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制，深圳学到了吗？香港严明的法治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足深圳效法吗？香港特区政府在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方面的权益保障，深圳学到手了吗？香港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深圳建立起来了吗？香港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教育体制，深圳复制了吗？
执何伐柯，其则不远。有一个就住在身边的“老师”，这是深圳的大幸。以一种应有的谦卑，以一个学生的姿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把香港的长处学到手，是深圳与香港的相互融合的必修课。在这方面，深圳完全可以，并且迫切需要先行一步，为建设学习型国家、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再“杀出一条血路”。这是深圳继续先行一步应有的姿态与胸襟。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深圳只能向香港学习。深圳当然也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境内外一切比深圳发展得好，甚至只是某一方面比深圳好的城市和地区，都应是深圳学习的榜样。“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吾思齐之”。在学习中发展，在借鉴中提高，深圳的前30年是如此走过来的，后30年仍应该坚持这样走下去。
党的十七大再度重申，中国的发展，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先进成果。这是对所有国人的谆谆教诲。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才是有希望和未来的民族，才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学无长幼，达者为尊。无论是先行一步的沿海发达地区，还是至今仍欠发达地区，只要善于学习，就一定能“日日新，又日新”。
中日经济排名对换的深意
刘军红
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发表了第二季度GDP增长统计速报。而在数字公布的前几天，几乎全球媒体都将报道重点聚焦到了中国和日本谁是“第二”问题上。
根据日本的统计，按美元计算，二季度日本的GDP约为1.2883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则达1.339万亿美元。虽然这一计算仅仅是依据原数字的简单换算，未作季节调整，很难进行比较，但数字本身告诉世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学家们使用剔除季节变动因素的更科学的方法，对两国的全年GDP进行了展望性的比较。结论是，日本为5.2473万亿美元，中国为5.6673万亿美元，中国还是超过了日本。
事实上，去年6月，日本经产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就曾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的可能性很大，已经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热议。而若按可进行物价水平比较的“购买力平价”来衡量，2005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按这一方法计算，2009年日本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为6%，而中国高达13%。显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已经超过了日本。
不过，各国学者和媒体仍有所不甘，还要进行一番人均GDP的比较。结论是，即使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仍高达3.3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6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5；而若按市场的美元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10，百姓的富裕感相差悬殊。
关于中日经济地位转换，相对理性的日本经济学者更愿意强调，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有利于日本借中国经济增长获取更好的出口条件，更好地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而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事实上是依赖中国市场才赢得了复苏的机遇。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创造的需求，堪称日本难得的特需。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其主要表现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人口绝对量减少，经济体制疲劳，技术创新钝化，潜在增长率低滑，社会总需求长期低于社会总供给，通货紧缩常态化。如此，战后一度备受礼赞的“日本模式”开始表现“僵化、腐朽”的一面。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改革，大胆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勇闯全球化大潮，中国民间底层如岩浆涌动，充满活力，中国经济车轮滚滚。其所支撑的“中国模式”正表现着“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经济增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日经济的位势转换，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