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消费亮点耀眼
王仁贵
对于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变化，业界的研究仍在持续。准确认识和分析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的变化，对于做好下一步的经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关系到我们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去推动经济继续前行。劲小了不行，劲使过了也不行，劲使偏了更不行。
日前，有国外学者在分析去年中国经济出现的变化时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与此相反的论调则是过于悲观的预期，有人甚至开始谈论“硬着陆”。
上述两种观点都夸大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中国经济去年在第一季度获得8.1%的增速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放缓的影响下，经济增长面临着外部需求急速萎缩的下行压力。此后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放缓，二季度以后的增长都在8%以下。到四季度才呈回升态势。
从全年看，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实现了6.2%的增长，远低于10%的预定目标。在外贸增长大幅放缓的情况下，全年取得经济增长7.8%这样的成绩，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逐渐增强。
这一成就的取得，有别于国际金融危机后“4万亿”大手笔刺激下的增长。尽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不小，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政府应对经济放缓的政策，仅限于温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包括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财政政策上没有发生大的转向。另一个主要动力来自于消费。中西部地区两位数的增长有力地填补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的放缓。而中西部地区的增长的主动力，也主要来源于强劲的国内需求。2012年社会消费总额比上年名义增长14.3%，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51.8%。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转型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于，由过去主要靠出口拉动转变成了更多地依靠投资和消费协同拉动。不过根据这些就判断中国经济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型，还为时尚早。一方面，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还有待消化，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仍存在投资过热的情形，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增大的内需，其潜力也有待进一步释放。
2012年中国经济所走的道路是对的，积极变化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内需关联的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大力推进，能够释放巨大消费需求的城镇化也要把握好方向。毕竟，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既是中国百姓之福，也是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利好。
“民工荒”，谁该慌?
尚前名
按惯例，春节一过，便是企业招工的“忙季”。相比往年，今年不少企业所做的准备似乎更加充分。
一是出手早。在杭州，一些企业大年初四就开始摆摊招工;二是招数多。除了加工资、送红包这些“传统”手法，一些企业还大打“亲情牌”，甚至出现了企业高层在新年开张第一天到工厂门口，列队依次向返厂员工鞠躬行礼的“景象”。
这一方面显示出连续多年的“招工难”着实让企业“心有余悸”，另一方面也暗示，今年的“民工荒”非同以往。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打工“热土”，由于经济复苏态势逐步显现，这一矛盾可能更加突出。
不久前，广东省发表的监测报告显示，今年有1000万名在粤工作的外省农民工，在春节前返乡过年，数目与往年相同，但估计节后不再回粤的人数会由去年的约15万人增至50万人。与此同时，全国多地都传出了企业招工困难的消息，甚至像河南和江西这样的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也都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
类似的全国性“民工荒”已经不是首次出现。对于这一现象，此前更多的解释将答案指向了结构性矛盾，即农民工的绝对数量并不短缺，只是由于工人的素质和市场的要求不匹配才导致企业招不到“合适”工人。
不过从今年一些企业在招工市场上“饥不择食”的状况来看，结构性矛盾似乎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民工荒”的出现。
实际上，随着适龄农民工人数的相对减少，近年来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代表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的“刘易斯拐点”正日益临近。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少权威机构的预测中，2013年恰恰是这一转折点。这似乎说明劳动力供给紧平衡将成为常态，“民工荒”开始由结构性短缺向劳动力全面供应不足转变。
这种改变，对农民工而言，或许是一大利好。但对于国家和企业而言，则意味着必须尽快作出调整。
对于企业而言，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大势所趋。当曾经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产业升级便成为唯一的选择。所以说，与其费尽心机在市场上“抢员工”，不如将更多精力放在如何加快升级转型上。这方面，富士康日前所作出的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招工，同时加快机器人应用的决定就值得很多企业深思。
此外，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如果能在传统人口红利消退的同时，创造出新型的人口红利，则经济发展或将迈上新的高峰。因此对于国家而言，改革教育制度，培育出能真正满足市场需求、适应企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劳动力或应成为未来经济政策调整的一大着力点。
城镇化不能唱空城计
唐敏
在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战略指引下，各地积极规划建设新城镇，一些地方制定了不低的城镇化率增长目标。但是，不少地方在新城镇建设过程中，仍偏重开发建设而未能审“市”度“产”，出现产业空心化，甚至空城现象。
在国际经济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中国，同时也是产业大规模转移的显性期，产业工人迁徙潮涌。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部门必须提前考量应对动态的产业转移进程与静态的城镇规划之间的矛盾。
遗憾的是，一些城市仍然一味地扩张城市建设规模。不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立足自身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而是拍脑门“筑巢引凤”，不想凤飞去了别家，沦为空巢，结果硬着头皮拼凑几家本地企业勉强搭建“草台”产业园。
全国呈现出来的形态是，城市规划“千城一面”，“高科技”、“文化”、“创意”等产业规划雄心勃勃，但许多欠发达地区根本没有配套的高科技产业基础和科研能力支撑。直接的后果是，一些地方产业园区冷冷清清，新城沦为鬼城，造成资源环境的巨大浪费。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一些地方对新型城镇化换汤不换药，仍以GDP、招商引资为政府考核主要指标，投资扩张冲动造城;追求城镇化率数字指标，热衷于建园区、争项目。致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速度3倍于城镇化速度。
二是片面理解新型城镇化，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建设。注重城市表面建设，修路建高楼大厦，追求地标性建筑;而不是从提升城市内在功能上花力气做文章。
从产业发展来看，一方面，当前许多产业已经呈现严重过剩的局面;另一方面，一些行业全国各地四处开花，散、乱、小，形不成竞争合力。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是重要支撑，必须做好产城融合这篇大文章。以人为本，因城而异，因地制宜，研究产业对人的带动作用，防止新城镇建设过程中产业和园区空心化。
以人为本，因城而异，意味着城镇化率并非越快越好。大跃进式的城镇化不是健康的城镇化。低效的投资带不来真实的内需，更形不成有质量的增长。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下决心破解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建立健全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农业人口跨地转移进城的成本分担机制等。总之，必须摒弃靠水泥砖块堆砌的伪城镇化。
治理“懒政”须长效机制
李松
据报道，今年春节前后，一些地方的公务人员上班打游戏、睡觉、看视频电影、“泡”娱乐场所等“懒政”现象，被媒体曝光，媒体还曝出部分基层政府机关节后首日“铁将军把门”。比如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7天，而湖南娄底市房地产管理局则张榜规定放假10天。
近年来，在各地一系列“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不作为”即“懒政”类型的案件，占了相当比例。
可见，“懒政”由来已久。大张旗鼓整治“懒政”，湖南也非先例。此前，黑龙江省牡丹江的“问责风暴”，江西省景德镇以“跌面子”、“丢帽子”等方式惩戒“懒庸干部”，已有报道。
毋庸置疑，“懒政”是公务员对责任的亵渎，耽误的是一方发展，辜负的是人民的希望和期待，对其危害绝不可小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相比，“懒政”在中西部欠发达省市更为严重，且越往基层越突出。
探究“懒政”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提拔程序竞争短缺。公务员竞争择优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缺乏公开透明清晰的选拔任用标准，未能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致使机关人浮于事。二是考核短腿。现行公务员考核往往集中在年终本人述职上，群众评价比重很低，以致公务员只要应付好上级，就能轻易蒙混过关。三是问责短路。对于公务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行为，缺乏有效社会监督，尚未形成有效的问责机制。
中国正处在重要发展关口，形势日新月异、机遇稍纵即逝，容不得“懒政”存在。“懒政”的存在，是能力问题，更是作风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这为根治“懒政”弊病指明了方向。
治理“懒政”须长效机制。要建立公务员退出机制，通过竞争考核，坚决把不合格公务员及时淘汰出公务员队伍，努力建设一支能吃苦、讲奉献、敢担当、有作为的公务员队伍。同时，要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根治“懒政”的良药。因为对公务员“懒政”，作为服务对象的群众最能亲身体会，也最有资格评判。
最后，要畅通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并在此基础上开放媒体进行有效监督。只有建立长效机制，用规章和制度来杜绝“懒政”，让警钟长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务员“懒政”之气，助长勤政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