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沟油与道德败血症
阿源
近期社会关注的焦点，非地沟油莫属。这起继三聚氰胺后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再度引起社会公愤。一个涉及14省市的地沟油制售网络，已经将地沟油流入市场，其所产生的危害，能不令人深以为忧？
地沟油提炼技术，并非中国独有。地沟油亦非中国独产。但是，为什么在境外只是作为生物柴油而存在的地沟油，在中国却堂而皇之地上了百姓餐桌？一个可信的答案是，若把这种生物柴油做成食用油销售，每吨可以多赚千余元。
扬汤难以止沸，薄惩适足养奸。从法律层面来说，该严的一定要严。类似将地沟油变成食用油这种严重危害公民健康的违法行径，即属法律严打之列。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必须承担与其行为相当的法律后果。只有这样，才能令那些道德败血症患者有所忌惮，有所畏惧，有所不敢为。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正当逐利无可厚非。防止资本不当逐利，维护公众利益，维护公民安全，则是政府的天职。从地沟油“坐大”的事实来看，有关政府管制存在重大缺陷，该管住的没有管住。而境外地沟油之所以安分守己，恰恰在于其管制严格到位，地沟油不敢也不能改变用途成为食用油。
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淌道德的血液。中国地沟油的坐大，说明这些参与制售地沟油的所谓企业家，集体罹患了道德败血症。
这种伤天害理的道德败血症患者，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一再批量“出产”，这也一再提醒我们，对于不当逐利的企业家，不能只希望其道德自律，而应从法律制度层面，从政府管制层面做足功课。
对于政府管制而言，就是要以科学到位的管理，把该管住的切实管住。地沟油这种生物柴油变成了食用油，并且形成了涉及14省市的庞大制售产业链，暴露出有关部门的管理漏洞有多明显。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要有切实可行的科学措施，要有贯彻到底的执行力。在与地沟油这类“妖魔”的较量中，政府之“道”如何洞烛机先，如何更有力、更及时地降住“魔”，是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提高执政能力的紧要命题。
当然，再严格的法律制度，再高明的社会管理，也难以彻底杜绝坏人做坏事。而坏事就是坏事，是见不得光的。这就提醒我们，要形成坏事见光死的机制。对于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这类坏事，是否可以打一场“人民战争”？可考虑建立重奖举报者的社会举报机制，让那些患有道德败血症的所谓企业家，永远处在人民群众的严密监控之中。
不懈打击黑恶犯罪
郑直
近日，全国11个省（区、市）协同作战，18个涉黑组织、270个恶势力团伙被一举捣毁，2182名黑恶犯罪嫌疑人落网。
持续五年的打黑专项行动，至此又掀高潮。据公安部统计，这五年来，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2131个，跨省异地关押518名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和骨干成员，文强等数百名“保护伞”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黑恶犯罪蔓延势头得到遏制。
但黑恶犯罪仍有新动向。比如，与以往相比，现阶段的黑恶势力更注重“形象”，少了些明目张胆的打打杀杀，而向公司化、企业化等方式转变，组织头目幕后化，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
从公安机关公布的案例来看，部分黑恶势力经营的企业、公司已经产生了跨省经济链条；一些新型犯罪手段也涌现出来，手法更加隐蔽。这些新动向，都给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增加了难度。
同时，凭借更为雄厚的经济实力，黑恶势力进一步编织“保护伞”。甚至直接觊觎拥有权力的官位。此前，已有多起基层选举受到黑恶势力干扰的案例，个别地方的基层政权组织，已经因此遭到威胁或破坏。
参照国外现代化进程，黑恶犯罪的这一发展动向，可谓意料之中。忽视、纵容以至养虎为患，国外也有殷鉴在前。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借助阶层分化、法制漏洞、民主扩大等社会现实，黑恶势力极易一步步坐大；而一旦形成气候，则必成社会毒瘤，非巨大代价不能祛除。从拉美部分国家来看，黑恶势力与权力、金钱结合，一旦深入社会肌理，不仅影响社会转型的质量，甚至直接阻碍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因此，当前要格外利用好我们政治制度所具备的优越性。公安部透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省级无法解决而必须由公安部统一协调处理的打黑除恶案件——霹雳手段常在，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只要决心不变、魄力不改，长期保持对黑恶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完全可以对黑恶犯罪筑起一道坚实防线。同时做好预防工作，更进一步挤压黑恶势力生存空间。
而在具体打击过程中，则要与时俱进纳入法治轨道，打击更加精准。犯罪学研究者有言，黑恶势力的发展往往依赖两个基础：经济基础和关系网络。对于前者，要用足用好现有的法律武器，彻底摧毁其经济实体，防止死灰复燃；对于后者，要把打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政权建设等有机结合，对黑恶势力和“保护伞”同步开展侦查，坚决防止黑恶势力向公权力渗透。
构建土壤环境数据库
李绍飞
备受关注的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有了新进展，据当地政府的最新通报，此次污染已造成9130吨土壤受到严重污染。曲靖市副市长陈军表示，2012年底前完成南盘江边堆存的14.84万吨铬渣无害化处理，并做好堆渣点的土壤修复工作。
与此同时，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多家IT企业涉嫌重金属污染事件至今余波未了。近年来，土壤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事件令人忧心，在一些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污染土地在扩散。中国科学院公布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至少10%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各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国土资源部信息显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相比于水污染、垃圾污染，土壤污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滞后性，不易被及时发现，受害人群的健康状况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土壤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引发的职业病、重症疾病正在呈扩大态势，防控任务艰巨。
更为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已经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向，由此引发的慢性中毒问题值得警惕。
针对目前土壤污染蔓延的趋势，主管部门在加强监管和整治的力度，应当扩大土壤污染的监测监控范围，分地区建立地砷病、地氟病数据库，包括水砷、氟含量、暴露时间、病情程度等等。对目前浅层地下水砷、氟高值地区的地表土壤、地下水环境进行定期检测，严密监控毒害元素含量变化，尤其是要对建设项目土壤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将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排放企业的周边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纳入环境监测体系，构建完备的土壤环境信息数据库，及时发布地区土地环境信息，为防范和治理土壤污染提供翔实有力的信息支持。
日前，浙江省已经启动了为期5年的清洁土壤行动，根据《浙江省清洁土壤行动方案》显示，未来五年，该省将建设1000个农田土壤定位监测点、300个综合监测点、20个综合防控试验站，建设土壤环境状况数据库，以加强土壤污染监测监控，深化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监测，实施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监控。而且，将“清洁土壤行动”实施情况纳入各级生态建设考核，并与生态县市等挂钩。此举为土壤污染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防治土壤污染工作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唯有以国家意志为后盾，以科学为指导，进行大量投资和技术攻关，才能彻底改变土地污染的现状。
野田施政演说的“中庸”
霍建岗
9月13日，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发表施政演说。按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的说法，野田的施政演说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操作手法，空洞而无物。作为反对党的领导人，谷垣的评价当然有过分之处。但通读施政演说，给人的强烈感觉就是野田并没有鲜明地提出其政策的方向。野田自诩“中庸”，主张调和，但搞得不好，容易变成平庸。野田也自诩“泥鳅”，意思是平凡而朴实，但泥鳅的另一面却是圆滑，缺乏明晰的努力方向。
野田的目标是捱过这一年的任期，争取在明年秋天的民主党党首选举中胜选连任。这一年的任期，必须保证执政中不能犯大错，才有机会击败挑战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会推出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政策上尽量寻找平衡，调和各方面的利益。
比如在施政演说中提到的是否发展核电的问题，野田自陈应抛弃“继续发展核电”与“立即抛弃核电”的二维对立，在中长期内逐渐地减少日本对核电的依赖。这是他标准的“中庸”式思维的反映。
比如针对日本是否应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TPP）问题，施政演说中也是语焉不详，面临主张参与的经济界与反对参与的农业团体之间的对立，野田的策略是继续保持模糊性，尽量使自己不成为某一方的对立面。
在外交上，野田的态度也是如此，日美同盟重要，周边外交也不可或缺，因此，施政演说用较大的篇幅提出了“深化、发展日美同盟”的几个方向，在对亚洲外交方面，野田抛弃了“东亚共同体”这一带有较深民主党特色的说法，似乎有点自己的特色。但抛弃东亚共同体并非自野田而始，鸠山由纪夫政权垮台之后，该政策就被束之高阁。目前野田外交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继承菅直人政权的做法而已，对野田而言，这么做是保险的。
施政演说并没有提出多少有价值的具有鲜明野田特色的内容。比如野田一直被认为是激进增税派，但在当政之后其主张有很多收敛，内阁官房长官近日强调“提高消费税率应在下次众议院大选之后”，实际上否定了在其任期内增税。施政演说中强调“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应两者兼得，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并没有提出有效的创见，所谓的“日本再生战略”，按其规划，最早也得等到年底才能推出。
野田的施政演说企图讨好所有的人。但是在利益分裂复杂的日本社会，不可能有某项政策受到所有人的欢迎。老百姓希望的是一个有决断力、能够解决问题的首相，而不是一个主动避开问题的首相。当新鲜感过去而野田又没能满足民众对他的高预期的时候，支持率很可能如鸠山、菅那样走上下降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