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房市调控制度化设计
唐敏
传统房地产销售的“金九银十”，在今年变成了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关键时机。
目前，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仍在僵持，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针对这种局面，高层再度表态坚持楼市调控不放松，确保房地产调控见到实效。不放松的体现就是，限购政策范围扩展至部分二、三线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5项建议标准，建议符合2项以上的城市“对号入座”。
从国家对房地产调控的严厉态势来看，一些观望的二、三线城市在限购上将会陆续跟进。但政府、开发商、购房者（包括刚需和投资）三者间的“角力”仍然不会轻易释缓。这个过程中，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表面僵持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的剑拔弩张，调控一旦放松，必然出现房价报复性反弹。就当下而言，调控措施的制度化设计是影响调控成败的关键。
首先，对限购政策，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制度标准。如果仅仅是权宜之计，那么什么条件下可以淡出，又准备以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应对“限购之后”，应当有充分的政策考虑；如果是相对长期的政策，哪些城市需要限购，就应该出台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标准，让公众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防止过度猜测激发恐慌性抢购，进而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其次，制度化的设计是强化执行力的保障。以限购、差别化信贷政策等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在一线城市执行得较好。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这其中有领导层认识的原因，也有一些政策由于缺乏制度化设计而在执行层面遭到弱化，更有一些政策因为设计不周而遭遇阻力。
比如，一些自然人文景观丰富的旅游城市，“一刀切”的限购会影响其旅游产业的成长。如果通过区分旅游地产和普通住宅进行限购设计，调控的结果可能会更具针对性。又如，投资购房和自住需求有时是相互转化的，对其界定应该更加人性化，更多地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限制购房者的选择。
再有，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限购的调控“硬手”的确立竿见影，但更具市场化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对房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控能力也不可或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进入相持阶段，制度化设计的加快跟进正当其时。进一步讲，房地产调控要标本兼治，房产税改革必不可少。
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可以较全面地匡正房地产行业的“高获利”预期。否则，滞留在房地产领域的“热钱”不会自动流出。当前来看，一部分资金正在推高商业地产的热度。要避免手忙脚乱地“按下葫芦起了瓢”，政策制度设计的预见甚为重要。
杜绝洋固体废物为祸
阿源
日前，海关总署、环保部等5部委联合制定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严格执行新办法，消除乃至杜绝进口固体废物为祸环境，危害国民，遗害子孙，是国民共同的期盼。
对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加工，变废为宝，既可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又可有效降低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而从事废弃物回收加工的企业，亦既可创造就业岗位，也可获得经济效益。这是对环境、社会、经济的功德善事。在有的地方，固体废物的回收加工已经成了气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链。市场预测也显示，未来5年，我国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年平均投资将超过400亿元，势必带动进口固体废物的旺盛需求。
但长期以来，由于监管机制不完善，我国固体废物产业一直存在违法进口境外废物、造成环境污染等“顽疾”。今年以来，有的地方发生多起血铅污染事件，就和部分企业违规拆解铅酸电池有关。在有的地方，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违法违规转让频繁，“加工企业无许可证，有许可证企业不加工”的现象较普遍，许可证管理形同虚设，大量未经审查、环评不达标的小企业、家庭作坊从事进口固体废物的加工、处理，走私猖獗，严重冲击进出口贸易秩序，成为公共环境安全的重大隐患。
此番实施新办法，国家从进口环节收紧了闸门，有助于固体废弃物进口加工行业的健康发展。但从行业现状而言，如何制止许可证倒卖行为，实施细则仍有待细化，各地执行尺度有待统一，监管链条缺口有待填补。
依照新办法，环保部门管理许可证，质检部门负责注册登记国外供货商、国内收货人，而海关部门仅管理装运、申报环节，而不涉及管理有关企业和打击倒卖许可证行为。环保、质检部门人力和技术手段有限，难以对企业的实际进口和生产情况实地核实，有能力核实的海关监管权限却相对模糊，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明明发现企业违规却难以根治的情况。
更需重视的是，新办法还缺乏实施细则。如果各地执行力度不一，也将影响行业发展。固体废物回收产业企业数量多，分布地区广，新办法实施细则需要对以往没有明确规定的货物标准、质量标准等回收进行明确，否则可能在实施中引起企业和监管部门的矛盾，少数地区也可能为增加财政收入有意弱化监管。如果各地具体政策不一，执法标准不一，可能使企业为规避执行而舍近求远，转向执法较松的地区进口、生产，加剧产业波动和污染危险。
苹果的社会责任不该如此“迟钝”
屈一平
8月31日，苹果遭遇中国环保组织对其供应商污染事件的再度质疑，并首度回应，表示愿意调查核实此事。这一回应，距离去年8月中国环保组织告知苹果总部此事，整整过去了一年——回应速度创造了一个恶劣之例，更令人遗憾的是，从内容上看，这仅仅就是一个回应。
中国五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苹果公司无视其在中国的供应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任由27家疑似供应商的污染排放随产量扩张而蔓延，威胁当地环境和民众安全。苹果公司的回应是，愿意与环保组织建立对话机制，召开电话会议了解具体情况，继续沟通。而在过去的这一年，据环保组织调查，仅北京的一家疑似供应商一年排放的污染物就达近万吨。
苹果是全球运营的跨国企业，也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可它在中国却一再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全球化公司形象。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其供应链接二连三爆出丑闻，包括生产触摸屏的苏州胜华科技上百名员工中毒事件。
作为全球化知名企业，应该像关注利润那样关注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不光涉及道德，还直接决定了社会对它们所作贡献的评价。明智的企业家知道社会舆论可以影响其企业的发展，企业应该加强它的社会契约观。更何况，如果无视“制造”这一供应链环节的环保、管理等社会责任，作为供应链最大受益者，苹果又如何确保其持续发展的动力呢？
苹果对待社会责任的担当速度过于“迟钝”。上一次，苹果针对苏州137名员工中毒事件，同样是沉默近一年才作出回应，如同作秀。而苹果显然不是缺乏效率的企业——2005年至今，从iPodmini到即将发布的iPhone5，几乎每一年，苹果都至少会推出一款让人惊艳的产品。难道是苹果的“社会责任部门”跟不上其创新的步伐了吗？
在“后乔布斯”时代，苹果的掌门人是精于供应链和物流管理的高手蒂姆库克，人们有理由期待苹果在对待供应链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转身。虽然IT品牌的环保问题不唯苹果独有，可是我们看到，西门子、诺基亚等一批品牌都开始利用公共监管信息，克服全球生产和采购造成的污染蔓延，成为协助中国减少污染排放的正向力量。难道苹果偏要逆潮流而动？
头顶光环的苹果，实在应该顾及一下脚下的污垢。有人说，乔布斯的苹果卖的不是产品，是深度的体验设计，这一设计的核心是“人性”。可今天，谁又能否认，对那些被苹果的供应商污染的中国民众来说，期待的不是苹果的“人性”回归？
超越“卡扎菲个人命运”
陈向阳
自8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武装突然攻陷首都的黎波里以来，卡扎菲就不知所踪了，连9月1日这样的“大日子”（“9·1革命”上台42周年纪念日）也没有现身和发声。反倒是国际社会于当天在巴黎召开“利比亚之友”会议，西方列强提前摆出“庆功宴”。虽然卡的去向成为利比亚战争能否结束的最大悬念，但随着国内外压力的日益增大，卡扎菲大势已去、前景不妙，其最终将以何种方式被“解决”？谜团揭晓只是时间问题。
卡扎菲的倒台在总体上是咎由自取，“多行不义必自毙”，主要原因在于自身执政严重失误，包括对外狂妄自大、树敌过多，对内搞“家天下”、骄奢淫逸，终究被民众抛弃。卡的命运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也再度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真理，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对执政者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劳谦君子，万民服矣”，只有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虚心接受人民的监督，执政者才会长久地赢得人心。
但卡的迅速倒台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即外部势力的干预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西方列强武力干涉的大力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将难成气候、难有今天。
从长远看，卡去留生死的个人命运事小，利比亚今后如何发展的国家命运事大，应超越“卡扎菲个人的命运”，思考该国该地区的未来走势。
利比亚前景仍将充满变数，反对派之间能否及如何整合？“全国过渡委员会”如何演变？过渡期有多久？这都是未知数。反对派成分复杂，相互之间有可能因分配“革命胜利”果实不均而闹矛盾，甚至重新爆发内战；西方列强之间也存在分赃（石油利益等）不均而分道扬镳的可能；西方与利反对派之间同样有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利“民主化”并不必然等于“亲西方”。受此三对矛盾制约，“后卡时代”的利比亚局势不容乐观。
至于西方大国，表面看其在利比亚乃至整个中东北非变局中有所得逞，对成功“倒卡”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总结“新式干涉”的成功经验，急着就各方输赢得失下结论。但实际上，西方“倒卡”有可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利比亚乃至中东北非“革命”之后的问题甚至会更多、更棘手。尤其是，面对自身低迷不振的经济与躁动不安的社会，西方企图通过“倒卡”、制裁叙利亚、干涉中东北非变局，以便转移视线、转嫁危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