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不是奢侈品
李松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纷纷“下海”，“商养文化”现象突出。另一个极端却是，过度商业化也在消解着文化的公共性，公共文化生活作为公众的基本权益遭到削减。
在此过程中，公众有着切身感受。比如文化宫一度被誉为“公众精神家园”，现在有些地方却已沦为了经济的附庸，或干着一些没文化的事儿，或已将地盘出租“以商养文”。地盘没了，“文”自然不复存在。与文化宫一样陷入窘境的还有图书馆。有些不但藏书陈旧、设备简陋，更有甚者，连容身之地都成了问题——原先不少图书馆都在黄金地段，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只要被开发商看中，就必须“出走”让路。
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的农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暂居城市的农民工也如此，面对城市的高档文化消费，他们不但无暇顾及，而且囊中羞涩。有些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别说看现场演出，即使勉强看上电视，信号也很差。于是，玩麻将、赌博成为他们中很多人仅有的爱好。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南方某企业2.3平方公里的园区内，聚集着43万年轻员工，周边仅有的“文化设施”，就是数十家私营收费网吧、录像厅，不少网吧电脑上存着暴力游戏，录像厅充斥着色情录像，而附近却没一个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像样的文化馆、图书馆或电影院。
再以北京为例，很多郊区县电影院观众稀稀拉拉，其实并非缺少观众，而是纯粹商业化下的高票价让人望而却步。北京如此，更何况广大的乡镇。
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共品性质。为公众提供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活动载体，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既是政府职能，更是政府责任。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上的投入逐年上升，但仍然明显不足。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形象工程，动辄就把数千万公共资金，用来建造作为“城市地标性建筑”、“文化装饰品”的单体文化设施，而极少在构建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下功夫。结果是，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少数人的权益，而对多数人来说却成了“奢侈品”。
每个纳税人都有权利享受公共财政，各级政府应少建造单体庞然大物，而应在普通公众身边，多建一些星罗棋布的、让他们消费得起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具体而言，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落点”，还应在最广大的城市社区、乡镇及农村等社会基本单元。对弱势群体，尤其外来打工者，政府更有必要通过专门立项、专款投资等方式，保障他们的文化生活权益。
假学历逼问知识分子底线
张辉
近日，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在经过民众热议之后，又有新进展。据权威信息，教育部正着手核查学历造假，并将予以澄清，以给社会一个交待。相信事情真相会水落石出。但这一事件给社会道德所造成的创伤，却不知何日可以弥合？
关于知识分子，无论中西，皆指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的文化人。西方语境在谈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时，认为知识分子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并倾向于把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于中国而言，古代的“士”即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知识分子，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之谓，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政治和社会功能的体现。
以上观之，知识分子应为公共政策的批判者，社会终极价值的守护者。宋代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有学术造诣上的要求，又有公共责任的厚望，这自古至今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言及学历，笔者想起两个没有真正拿过学历的人。一为陈寅恪。此公早年放洋十六载，学习足迹遍至东洋、欧美诸国名校。然而，他只为学问，不为学历，并终获吴宓和梁启超推崇，并被前者称为其时“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二为钱锺书在《围城》中写到的方鸿渐，为了给岳父大人一个交待，花钱买了一个所谓“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方先生”厚颜有限，回国后尚知不拿该“博士”学位吹牛，在买学历一族中算是比较可爱的了。
和此二位相比，如今一些以“知识分子”自诩的社会“精英”，为了“成功”二字，不惜破坏诚信这一道德底线，凭假学历欺世盗名，行蝇营狗苟之事。连终为人耻的方鸿渐尚且不如，更遑论维护社会公义。
成功确有极大诱惑，于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皆然。但是，如果为了成功可以牺牲一切，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搬演于现实社会，我们所极力呼吁的社会进步又如何体现？退而言之，放眼宇内，无学历而成大事者大有人在，正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没有学历，成功不会减色。学历造假，成功也难脱欺世盗名之嫌。
“君子慎独”。而今为区区成功，连坦诚认错的谦卑尚不可得。如此成功，非独中国不需要，时代亦不需要，更会遭到历史的鄙夷。
唯优质公交能治“车患”
林蔚
近日有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机动车以5.75万辆/月的速度增长，半年增加34.5万辆，超过了石家庄市机动车总量。目前北京市机动车总量已达436.4万辆。
这条新闻，对生活工作在北京的人来说，就不仅仅是条新闻，而是上下班路上因拥堵而逐日见长的耗时，是小区里绿地因停车位而不断地被牺牲，是楼下的道路因两旁都成了停车场而日渐变窄……
现在，用“车满为患”来形容北京真是一点也不为过了。有时真替我们这座城市担心。人口加剧膨胀着，机动车数量惊人地增长着，北京会不会最终因不能承受之拥挤而瘫痪？
这可能是杞人忧天。但是，前几天网上请求退休的大爷大妈不要上下班高峰时挤公交以减轻公交拥挤的一个帖子，引爆“老北京”与“北漂”激烈的口水战表明，北京不能再这样拥堵下去了，否则，离和谐城市将越来越远。
怎样才能根治拥堵呢？这实在是个太老旧的问题。此次机动车数据出来后，有专家提出，面对机动车猛增，建议北京应该对家庭买第二辆车采取限购措施。不少网民对这一建议强烈反对。可笔者以为，要控制机动车数量续增，限购不失为能最快见效的办法。但是，限制家庭购第二辆车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公交能确保上班族无忧。不然，在诺大的北京城，夫妻二人都上班，那就必须有一个“杯具”。
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尽管北京为缓解交通拥堵做了很多实事，如不断修路、修地铁，增加公交线路，还推行低票价鼓励人们“绿色出行”，但上下班高峰时的拥堵，换乘车的不便，等车时间过长，服务态度和质量较差，小区的“最后一公里”只有“黑车”，等等，仍令不少人把乘公共交通(包括地铁)视为畏途。
政府满腔热情地将公共交通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却未被更多的人当作出行方式的优先选择，不能不说很遗憾。但这个遗憾正是对政府的最好提醒：对于作为城市重要设施的公共交通，投巨资把“硬件”优先发展起来固然非常重要；而要使它真正成为市民出行的首选，还须在线路的科学设计以方便换乘、增加车次密度以减少乘客等待和拥挤、加强公交企业管理提高人性化服务水平等“软件”上，加大投入，优质发展。唯有这样，才能将习惯于私家车里舒适的人，吸引到至少不太受罪的公共交通上来，才能让如笔者这种不会开车但又恐惧公交的人，放弃出租车而重上公交；唯有这样，被人们调侃为“一个大停车场”的北京，才有望车流减少路面更宽，城市更灵动，社会更和谐。
国家信用评级的中国音
江涛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近日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后，引来境外舆论关注。
从这份国家信用等级报告中，可以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大公推出的以“支撑国家举债能力和偿还债务来源的根本是该国的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思想，及以“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为核心要素的“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这与现行的国际评级标准有很大的不同，显然具有中国特色；二是按照这样的标准运作结果，导致不少发达国家的评价相对靠后，其中作为金元帝国的美国的排名淡出头十名外，并且在本币和外币展望中都是负面的评价，这对于美国来说可谓是头一遭。
长期以来，主宰国际信用评级标准的是美国的三家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虽然对于这三大机构多年来的“成绩”不能完全抹杀，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这些机构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个别国家点评、评判和捧杀别国的帮凶，尤其是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际，这些机构反应迟缓，大失水准，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评级体系越来越在国际金融极其相关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将目光瞄向了这一市场，欧盟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俄罗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也在着手扶持保护本国评级机构发展。大公作为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这一行为本身。
大公透过自己的体系直面世界，以新兴力量面孔登上国际信用评级舞台，努力改变国际信用资源占用的失衡状态，积极打破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长期垄断国际评级话语权的格局。从更深层次来说，大公的行动实际上折射了新中国在经历了60年发展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后，正在以一个“新兴”大国的身份自信地走向世界，并且不断地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在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为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而努力。
当然，大公的报告还仅仅是第一步，其评级体系也还需要未来时间的考验，三大机构的霸主地位在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撼动，但这毕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同样，中国不断地向外界喊话、向世界发出声音乃至登上国际话语权舞台中央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要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读懂中国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过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会在不远的将来迎接中国声音响彻全球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