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政区划调整岂能再推“老城区改造”
王军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元明清旧城，仅占中心城面积的5.76%，实属弹丸之地，长期以来却拥挤着四个饱含发展激情的区级政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城区拆建“中央商业区”，西城区拆建“金融街”，崇文区拆建“新世界商圈”，宣武区拆建“国际传媒大道”……四城区各自为政，纷纷向开发要政绩，大规模推动老城区改造，使北京旧城——“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惨遭肢解，还使得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心城聚集了过多就业功能，大量工作人口被迫到郊区居住，激起上下班交通大潮，导致老北京与新北京两败俱伤。
针对上述问题，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要求“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加强外围新城建设，中心城与新城相协调，构筑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空间结构”，明确提出行政区划调整目标：“打破旧城行政界限，调整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以及市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负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些，正是解读近日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请示的政策背景。
根据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将撤销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京市东城区，以原东城区、崇文区的行政区域为东城区的行政区域；撤销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以原西城区、宣武区的行政区域为西城区的行政区域。这个调整，虽与一些专家、学者所期待的将旧城四区合为一区尚有距离，仍是北京朝着“优化总体布局”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关部门称：此次调整行政区划，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核心区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利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这四个“有利于”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不折不扣地执行《总体规划》确定的战略任务，停止对老城区的继续拆除，为城市结构的调整、推动全市的平衡发展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
可是，有关部门在阐述时表示：“区划调整后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这让人生出疑问：难道“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就可以“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并落实《总体规划》确定的“坚持对旧城的整体保护”？事实上，《总体规划》被批准之后，对旧城的拆除活动并未停止，持续至今，旧城已残存不多，引发的问题是全局性的。难道此次行政区划调整还要恶化这样的情况？
西部大开发要有突破口
中央将在7月上旬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在这个关键节点，人们既看到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丰硕成就，过去十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速超过11%，同时也看到，与同期东部地区相比，仍落后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西部大开发的十年，东西差距还在持续扩大。
当然，期望短短十年就改变过去几千年积累起来的西部落后状况，不现实也不科学。然而不能否认的是，1999年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后，尽管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下了大力气，却没有在体制上创出一条适应西部社会经济特点的发展新路，更没有催生出一个深圳那样的窗口或榜样，像为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那样也为西部摆脱落后贫穷打开新的发展境界。
西部大开发之初，中央就提出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二十字目标。但在具体执行中，现实的体制环境难以给这些内容留出充裕的创新空间。
目标和方法不协调。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目标是一个小康社会的概念，但现行行政考核体系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由此，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很容易变形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这种“GDP挂帅”的简单方法带来的后果，一方面与目标“南辕北辙”，另一方面不协调性不断挫伤西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力度不足。东部地区引领改革开放，是该地区干部群众的智慧所致，更是举全国之力的政策倾斜的结果。相比较，占全国80%陆地边境线、与13个国家接壤的西部，对外开放政策广度有限、深度不够，远落后于东部。体制改革方面，亮点是2007年重庆试水“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但远不能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改革政策相比。这些大大制约了西部地区干部群众创新发展的热情和智慧。
“东重西轻”观念仍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东部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提高东部战略地位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对东部经济和东部发展经验的依赖，也影响到一些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轻视或忽视西部的战略地位，在制定政策或影响决策中有意无意地折扣了西部发展的政策、投入等资源，削弱了西部大开发具体实施的效果。
因此，西部大开发要有大成就，只有先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摆脱“GDP追赶”的“死路”，才能“杀”出一条适合西部现实环境的发展道路，才能在2020年和全国一起走进小康社会。
官方诚信何时不涂黑
林蔚
6月26日，比预计提前三天，江西抚河唱凯堤近500米的巨大缺口就被封堵完成了。通过电视画面看到洪水在逐渐退去，受灾群众陆续返回家园，生活又重新开始，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无比感动，无比欣慰。
然而，欣慰之余，一个重大关切却盘桓于许多人心头挥之不去：此次唱凯堤决口，究竟有没有伤亡，有多少伤亡？
千万不要用官方早在第一时间就宣布过的“十万群众安全转移，无一伤亡”来搪塞。说实话，如果不是官方那个太早的“定论”，人们可能还不会如此执著地关注和质疑。
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关切”的并不是洪灾中是否有人伤亡，而恰恰是官方的诚信。这么大的暴雨洪灾，决堤数百米，尽管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伤亡，但就算有所伤亡，也是可以理解的。可官方在决堤后第三天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的“奇迹”，实在太挑战和冲击正常人的理智、思维和生活常识了，以至于不能不寻根究底。
套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照理也应该当洪水退去才能确定是不是有人伤亡。可当时灾情紧急，田地和村庄都被浑浊的洪水淹没并且水势仍在不断上涨，受灾人数又多达十几万，有关部门是用什么办法那么快就清点了人数的？
面对电视镜头，江西官方介绍确认“无一伤亡”的过程是：“第二天我们几名省级领导进入滞洪区，站到滞洪区中间三层楼楼顶上，周边能看到二三十个村庄，感到百姓都已经上了三层楼，在二层楼都较少，这时候心里才有底，才确信到那时候没有死亡，才向总书记又一次作了报告：现在可以负责任向党中央报告，十万人安全转移，无一人死亡。”
主要网络媒体在报道这段经典表述时都作了加粗涂黑的处理。谁都明白那“粗”“黑”之间想要表达的意思。的确，这样的确认手段是不是太过简陋？这样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报告是不是太过轻率？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太缺乏可信度了？
解放军驾着冲锋舟搜救时，离房屋那么近都不能肯定房内是否还有人，都要不断大声喊问：“里面有人吗？”，那几位领导同志是如何做到“遥感”方圆二三十个村庄所有房屋的二层楼下都没有人的呢？难不成有某种“特异功能”？
现在，洪水退却了，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对于人们心头的疑虑，有关方面是不是应该用更正式更正规的形式，郑重其事地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再作一次科学严谨的报告呢？
人们需要基于最终事实的不再被加粗涂黑的奇迹，人们更期待不再被加粗涂黑的官方的诚信。
先救华尔街是个错误
朱伟一
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勤俭节约不是美德，而是不得已的宏观调控，英文术语“austerity”，意为“紧缩”，是要过紧日子的意思。以往发展中国家闹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放款救急的时候，也要求这些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要求它们收支平衡。但轮到美国有金融危机，美国就变了，强调消费重于紧缩。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下来，达成的妥协是，富国在三年之内将其政府赤字削减一半。但奥巴马又发表讲话，说是各国情况不同，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必步调一致。
G20会议主要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妥协。德国和法国主张政府削减开支，而美国、日本和印度反对——当然，主要是美国反对。奥巴马也有苦衷。美国接近中期选举，他要讲大局，尽量多花钱，尽量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否则他的民主党兄弟就会丢掉国会的席位。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以后的事。“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这句名言，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奥巴马的政府开支无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说——实践中也是一样，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经济甚至不可能永远增长。但即便经济不增长，即便经济出现负增长，国民照样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只要收入和财富分配比较公平。生产力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准，世界范围内都有足够的财富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生活。但大多数人都想争得更多的资源，而且你追我赶，永无终点，劲头远超过军备竞赛，甚至超过当年的核军备竞赛。
从另一个方面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问题，贫富差距过大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1929年大崩盘》（TheGreatCrash1929）已成为经典之作。加尔布雷斯在书中分析了1929年经济灾难的成因。在他看来，收入分配不均是最要命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收入分配极不平等，意味着经济依赖于高投资或奢侈品消费高支出，或同时依赖两者……与每周挣25美元的工人用于购买面包和房租的支出相比，投资和奢侈品支出更容易受错误因素的影响，波动更大。”
贫富差距一直是人类挥之不去的问题，但搞绝对平均主义也不行。绝对平均主义是荒谬的，市场经济就更不能大家拉平。但政府救助和刺激经济，应当首先救助低收入者，直接刺激可以创造就业的行业。但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政府是先救华尔街，所以两年忙下来，也没有忙出个名堂。问题在哪儿，奥巴马心知肚明，经济学家也心知肚明，但谁都不愿意实说，都是顾左右而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