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50
李际均
不寻常的年代是历史的浓缩版，聚集着亿万人民创造的翻天覆地的事业。同时它又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经过那个时代历练过的人，都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和融入性格之中的爱国主义情愫。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60周年。回望60年前烽火连天的1950年，那是新中国开国以后最复杂、最艰难，也是最红火的第一个年头，是比历史上任何光辉年代都更耀眼的年代。
且不说新生的共和国面对包围、封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复杂斗争，单就军事上的大事是和平年代几十年都难以遇到的，充分表现出开国领导者的战略智慧、胆识与魄力。
毛泽东在1950年指挥军事斗争的295份文电中就包括：建设海军和空军；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准备登陆台湾作战；建立东北边防军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突变；指导中国军事顾问团和越南人民军围歼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布置闽浙和桂粤湘剿匪、巩固华东防务准备对付美蒋可能的登陆进犯；部署昌都战役和进军西藏。特别是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直接指挥决定朝鲜战局、把以美国为首的16国侵略军赶回三八线的震惊世界的战争行动。这些大事，每一件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都够得上写一部史书和立一座丰碑。
历史长河的每一次大波涛，都会卷入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不能让它像沙滩一般浪过无痕。要让用生命和鲜血写在天幕和大地上的历史留下来教育和激励后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二十多年的军事斗争，都是在敌强我弱、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其中最突出的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东北抗日联军等，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当时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说：“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中华民族经过这场战争迎来了又一次历史的辉煌。
每当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和大变革的时代，便是呼唤和产生大战略思维的时代。如今面对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敌视、干扰、围堵甚至威胁时，在战略思维与举措上如果只作出它们预测评估内的反应，或者降低目标，那么就会丧失主动地位。驾驭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维护并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对战略智慧、胆识与魄力的考验。全球化决不意味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淡化，时代精神与人民的历史地位不容许被虚化，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不容被否定，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不可以割断。这就是“回望1950”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市场化难解入托难
王仁贵
近期，上海、深圳、西宁……全国多个地区“入托难”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入托难”已成为困扰群众的热点问题。眼下的深圳就出现了家长通宵排队争抢入园名额的现象。
“入托难”并非新问题，但近年来更加突出。这一问题的存在，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一方面，缘于上世纪80年代单位服务的社会化改革，大量的单位办幼儿园被推向社会，致使公办和单位所办的幼儿园日渐萎缩；另一方面，社会力量所办的幼儿园大量出现。孩子入托问题，逐渐形成大部分供给由市场力量来解决的局面。
如果说，上个世纪托幼问题大部分由市场解决尚未出现更多的社会不满情绪的话，那么，今天针对这一问题的社会不满情绪则日益强烈。君不见，因为育儿成本过高，已经令一些适龄生育夫妻产生了生育恐惧，网络上拒当“孩奴”的讨论热烈，已经部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
这已经触及到一个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像托幼这样公益性的、承担一定社会政策的公共性资源，是否要走过度市场化的路子？在什么层面可以市场化？政府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应该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的托幼事业完全由市场解决。相反，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人们对托幼事业的不满，正是由于其公益性渐行渐远，其收费超过相当部分大众的承受范围，而属于公益性的公办幼儿园越来越少，公众的选择面越来越窄。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关于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的呼声日益强烈。
是正视这一呼声，回应这一呼声的时候了。让托幼事业尽早回归公益性，对于大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财政支出、师资调配、区域布点，也不是不可解决的难题。信心比黄金还要金贵。对于托幼事业回归民生，回归公益，当前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决断与信心。
当然，托幼事业回归公益也不可一蹴而就，即使决心下了，规划定了，也还会有一个过渡期。在这一阶段，对市场化的托幼行为，政府应像对水、电、油、气等公共性资源一样，进行严格的价格底线管理，要把托幼收费与区域内群众的收入水平结合起来，合理定价，严格控制收费水平。不能任由主办方巧立名目乱收费，也不能允许相互攀比，以高档化和奢侈化不断推高成本，加重家长负担。至于那些有贵族式入托教育需求的民众，在由市场满足需求的同时，其收费也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而应该是公平公正的。
地方融资管理堵疏并举
荆棘
近日，国务院出台19号文，要求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治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举债融资，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筹集资金，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比如，举债融资规模迅速膨胀，运作不够规范，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偿债风险日益加大，部分银行对其信贷管理缺失，等等。这一点，《望》2009年第46期刊发的专题报道“地方财政之殇”作了较为全面的揭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发起，以土地等国有资源为抵押，地方政府隐性担保。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加的是政府的隐性赤字，最初可能未被察觉，但所存在的隐性风险巨大，必须及时防范、彻底根除。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增长到8000多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而且今年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规模剧增的势头依然不减。持续扩张的政府平台融资，造成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压力和潜在财政风险日益明显。
现在，以19号文为主的政策，正在从制度完善和补漏的角度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堵”的措施。这也同时把对此问题“疏导”方面的工作要求提了出来。毕竟，在地方财政和地方税收短期内无法根本性扭转相对弱势的前提下，如果仅靠堵的办法，而不能从其利益驱动方面消解地方政府财力薄弱、融资渠道狭窄和投资冲动强烈的矛盾，不但会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和冲击，同时也会扩大地方政府融资的漏洞和灰色地带。
因此，短期内要在贯彻执行19号文的基础上，有控制地发展政府融资平台。完成这一任务，也就是执行好19号文，关键还是要明确地方政府融资的相关责任，完善干部考核、离任审计、责任追究等管理体系。同时建立公开披露制度，促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的规范、透明，加强社会监督。
但从长远来看，还要从疏导上下功夫。首先应该逐步放开地方政府发债券，通过修改《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有步骤地开放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为地方政府建设融资开“正门”。当然，最关键的，是要通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保持和加强中央财力同时，增强和涵养地方财力，使得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再因财力困窘“铤而走险”。
岂容假发票如此嚣张
尚前名
“您好，本公司现可提供各种发票，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相信很多人都反复收到过类似短信。发票，本是国家为完善财务制度、防止公私财产被人恶意侵吞而设立的一种专业票据，没想到竟成为一些人弄虚作假、谋取私利的工具。
按理说，制假之人本应小心谨慎，唯恐被别人知晓。然而，对于制售假发票的人而言，这一“定律”却似乎并不管用。这不，除了群发短信，在火车站等不少公共场所，这些人更是明目张胆地向路人吆喝兜售。甚至在国外，还出现了专门以公派出国人员为“顾客”的假发票制售人员。
制售假发票者为何如此嚣张？首先，无非是有“需求”。诚信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如今一些无良的拜金主义者，甘愿为此等“浮财”而抛弃诚信。
“需求产生市场，市场满足需求。”既然有人有用假发票牟私的祸心，自然就会有提供假发票的市场。当然，同任何市场一样，制售假发票市场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要想谋得一线生机，必须不择手段。因此，从路边吆喝这样的传统方法，到手机短信这样的现代手段才会层出不穷。
其次，不知是因为此种造假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够恶劣，还是因为其对百姓的伤害不像其他的造假行为那般严重，尽管发票造假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似乎并未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足够关注。如此的忽视和纵容，无疑助长了假发票制售者的气焰。
实际上，制售假发票是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之一。撇开道德因素不谈，仅从法律角度来看，也是不被允许的，这一点，刑法中早有明确的规定。也许，单个的人利用假发票谋取的利益可能有限，但积少成多，加之打击不力，效尤者日众，此种行为给公私财产造成的损失，对社会价值观的侵蚀均不容低估。要遏制这一现象，须从两方面同时着手。
一方面，对制售假发票的行为要持续严厉打击。可借鉴“严打”和“打黑除恶”等专项活动的经验，将打击制售假发票列入专项打击活动中，露头就打，保持高压态势。
另一方面，要规范财务和报销制度，严格落实责任，绝不让使用假发票的人轻易得逞。实际上，现在的发票，有序列号，有条形码，可以上网核对，要识破假发票并非难事。对报销过程中签字的主管人员、办理的财务人员，对用假发票报销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水行为，也要追究责任。
当然，再好的制度都会有漏洞，关键还在于公民自身。只有加大对报花账行为的惩处力度，才能使假发票不再为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