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新材料产业“大跃进”
荆棘
新材料产业落后，一直是制约我国相关工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国家作出了加快培育新材料产业的决定。然而，这一决定本是英明之举，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
在一些地方，出于“政策红利”预期和当地GDP考虑，新材料产业项目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争取上”。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盲目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和财力的浪费。
以当下颇为热门的碳纤维产业为例，目前国内的生产能力已达到3400多吨，在建14000吨，规划建设5万多吨。相对应的，国际市场需求在4万吨左右，国内市场需求只有6000吨～8000吨。可见，仅以中国的产量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绰绰有余。
实际上，不仅仅是碳纤维产业，从前几年的多晶硅，到后来的LED半导体照明，在其产业发展中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只要某方面的技术一突破，或是一被国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相关产业就一哄而上，相关企业也会如同雨后春笋般陆续涌现。
然而，市场的竞争是无情的。必须承认，在此等领域我国还只是个“追赶者”。上述产业当中，国内企业真正能够掌握完整核心技术的少之又少，许多关键的加工设备和原材料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大部分企业虽挂“高科技”之名，实则只能做些下游应用开发的“低科技”工作。
此外，国内企业分散，产业集中度低，横向联合困难，恶性竞争加剧，既无规模优势，也难有质量保证，大部分企业发展前景堪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投资越多，也就意味着明天的倒闭越多、损失越大。
当然，作为新生事物，具有高投资、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的新材料产业，在初始发展阶段出现一定的重复建设或许在所难免，但一旦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重点，就必须总结经验，避免盲目发展，降低产业风险。
首先，要科学选择战略性新材料产业，明确发展规划。应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强调核心技术、环境友好、节约资源以及市场竞争力等因素。对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所上马的项目加强监控，引导地方和企业科学有序地进入新材料产业领域。
其次，要改变多头管理，打破利益部门分割，成立统一的政府部门或领导小组来主管战略性新材料产业发展事务，强化执行、管理和监督工作。
再者，各地在国家战略规划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立足本地资源、产业、人才优势和生态环境特点，放眼世界市场，正确选择符合本地区实际、具有发展潜力的新材料产业。
工资协商重在党政责任
杨琳
继通钢、林钢事件成为去年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之后，“N连跳”、停工、罢工等“热词”，又勾勒出了2010年劳资矛盾发展的新特点。在这背后，人们看到的是悲哀的双输后果。而这些超越法律边界的非正常事件，本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方式预防和化解。
以工资协商为核心的集体协商制度，是我国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调处劳动争议、化解劳资矛盾的有效手段。这一制度推行15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尚未在全社会形成“劳资平等协商”的氛围和理念。特别是从近期频繁发生的恶性劳资矛盾来看，一些地方工资协商实效不强。所在地党政部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是其中重要原因。
在一些地方官员眼中，劳动者权益受损、集体劳动争议事件频发，远不及征地、拆迁那么“火烧眉毛”；在思想意识上，也还没有把化解劳资矛盾，与招商引资、GDP数字增长放在同等天平上进行考量；在内心深处，担心“破坏”投资环境，顾忌资方的反弹、威胁，乃至害怕失去置身其中的既得利益，也使得有关党政部门缺乏推动工资协商的充足动力。
在构建和谐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背景下，时不我待，不进则退。不少地方党政领导，已经看到了工资协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独特作用。比如，重庆市成立了以副市长为组长，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市总工会副主席为副组长，多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领导小组。以“副省级带队”的强有力组织框架，保障了工资协商制度推行的质量。
再如，河北省率先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的专项地方法规，天津、内蒙古、浙江等地也正积极推动人大立法。江苏、河北、四川等省把工资集体协商作为“富民强省”的重要举措，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浙江等地还把工资协商建制列入地方党政考核指标，等等。
可以说，这些地方的党政部门，通过主动搭建化解劳资矛盾的制度平台，迈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一步，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占得了先机。
劳方、资方、政府，构成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铁三角。哪一方缺席，都无法使社会获得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的现实国情下，没有党政部门的力挺，单靠工会维权，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
日趋多发的劳资矛盾事件，已经预示出未来隐藏的稳定危机。值此关键时刻，各级党政部门理应做好劳资博弈“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的本职工作，大力推动工资协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世博会锤炼排队精神
唐敏
排队，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现在似乎成为了上海世博会的头等大事。在一些热门场馆，如沙特馆，进场排队常达6小时以上；也因此，插队这个平常也并不少见的现象，现在在世博园区燥热气温下俨然已是引爆肝火的点火器。
作为第一人口大国，排队早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买票乘车、去银行存钱取钱、医院挂号看病，甚至买房买车等等，都需要排或长或短的队。如果再往前追溯，在商品短缺的年代，购买粮食、肉、蛋、白糖、布等生活必需品，必凭票供应，必拿着票排着队才有可能买上。这在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的记忆中应该还有留存。
共同留下来的，可能还有当时少数人直接到窗口取走肉蛋，令排队的众人议论纷纷的场面。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到医院找熟人而避免排队、拿着“条子”到特殊窗口买票等以特权插队的现象。除此之外，在每个人生活中几乎也会遇到“唯恐别人插队，而自己则想方设法占便宜”的“抖机灵”。于是乎，一个人排队好几个人用，看见认识的人打招呼寒暄然后直接站进队伍，翻越护栏抄近路。
在平日，这些现象如果在排队的队伍不是太长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选择容忍而沉默，但在世博展馆前“大长蛇”的阵仗下，出现了以指责、谩骂等“不文明”攻击“不文明”的现象。
到世博的游客，大都在为了一睹自己心仪的展馆而认真地排队。就像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所称，一位韩国游客表示世博会打破了他脑海中“中国人都不喜欢排队”，“购物中心、电影院和大街上毫无秩序”这一印象。
但在世博场馆外的种种不和谐表明，我们做得还不够。如果说在凭票的年代，插队有解决温饱的苦衷，那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以插队的不文明手段来享受世博文明，难道不是违背初衷吗？
世博会不但是各国各地区展示高新技术的平台，更是各方彰显文明的舞台。对中国而言，世博不但是显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绝佳机会、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窗口，更是培养社会良好习惯的契机，比如排队。
从眼前来看，与其处心积虑插队，还不如多琢磨如何错峰而有效利用时间。而且，不少游客都带着孩子到世博，想让其开阔眼界。如果孩子得到的是插队的错误示范，岂不后果严重？再看远一点，排队是一个国家秩序意识的体现，如果全社会养成了排队的习惯，那么权力“插队”就越来越没有空间。
人人都遵守秩序的社会才是运转有效率的社会。欲达此境，请从认真排队开始。
“自曝家丑”胜过欲盖弥彰
近来，重庆连续发生的两起新闻事件耐人寻味：
一是重庆警方“自曝家丑”，一批涉黑落马的警员走上前台，公开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法干警及其家属等讲述违法犯罪经历，以告诫后来者公正廉洁执法。多数媒体对此给以好评，在报道中也不约而同地对现身说法者的隐私权作了保护性处理。
另一事件则恰恰相反：号称“重庆最大医院”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患者质疑曾批量使用伪劣医疗器械。多年来，这家医院拒不正面答复该医疗器械是否经过管理部门审批等关键问题，在被媒体曝光后仍不作回应。医院的宣传干部还如此“反击”试图了解情况的记者：“全国人民都忙着抗震救灾，你现在来问这个事是什么意思？”
两家单位做法迥异，社会效应也截然相反。若按“家丑不外扬”的老观念，重庆警方的做法似无必要。一批涉黑警员公开面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述公众此前不知的涉黑细节，不免自折面子。但重庆警方选择了果断切割毒瘤，接受公众监督。这一次小小的所谓“丢脸”，也许就挽救了听众中的一位民警，也许就让老百姓对整个民警队伍公正廉洁执法多了一份期待。
重医附一院的做法似有些耍小聪明，但患者的质疑在继续，旁观者反生疑窦，结果是欲盖弥彰。
目前，一些单位和部门唯恐自家出了“害群之马”，致使大伙脸上无光，领导乌纱不保。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对于个别违背职业道德、不遵守法律法规、漠视群众权益乃至生命的“老鼠屎”，如果家家都信奉“家丑不外扬”的小聪明，一味护短，甚至上下沆瀣一气，就会让老百姓投诉无门，最终对公平正义失去信心。
在传媒技术高度发达和各种监督形式日益健全的今日中国，对公众敷衍搪塞是难以蒙混过关的。以重医附一院为例，一件医疗器械是否经过了国家管理部门的审批认证，是铁一般的事实。患者、公众有权知晓，岂有多年说不出口之理？院方如果真是问心无愧，则可以亮出证据，质疑自然平息；如果医疗器械真是伪劣产品，则应认真调查，严肃问责，最大限度挽回损失，诚恳向公众道歉以求谅解，才是堂堂大医院的行事之道，何必拿出地震的“无厘头”理由来试图占据道德高点，搪塞记者？笔者不禁要反问重医附一院：全国人民都在抗震救灾，这样催人泪下的壮举，也不足以唤醒你的责任意识、生命意识？
希望“欲盖弥彰”者，停止挥霍来之不易的公信力，果断“自曝家丑”，给社会一个明确和负责任的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