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文事件”再问食品安全
林蔚
这两天，北京奥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冠军佟文被国际柔道联盟理事会取消2009年荷兰世锦赛上所获金牌并处禁赛2年的消息，着实让人心里堵得难受。
首先是为佟文抱屈。尽管认为对运动员服兴奋剂应零容忍，既然尿检被查出兴奋剂，就必须无条件服从处罚，却在感情上没法不心疼佟文。那个憨憨的胖姑娘没有在赛场上被对手撂倒竟狠狠地被“瘦肉精”摔到了运动生涯的谷底，她招谁惹谁了？
然后是由于“佟文事件”引起的担忧和不安。佟文作为中国女子柔道界的领军人物，奥运会冠军，所有的饮食无疑都是受到最严格保护千留心万注意的，竟然也会吃到“瘦肉精”，那作为普通大众，我们一日三餐的安全还有起码的保证吗？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不敢深想的问题。佟文如果只是个如笔者一样的“芸芸众生”而非必须检受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潜藏在她体内的“瘦肉精”显然不累积到致病或致命的程度将很难曝光。而“瘦肉精”可能对她身体造成的损害，她自己或许也永远难知。而这，正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真实境遇。当一个奥运冠军也躲不开“瘦肉精”的困扰，除非不吃肉，否则，我们谁还敢自信没中“瘦肉精”的招？
更要命的是，包围着我们的不光有“瘦肉精”，而被包围和损害的还有成千上万正在成长中的儿童和青少年！
食品安全早不是什么新话题。自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国家提升了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监管级别，今年初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国务院设立了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为主任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显然促进了食品安全形势向好。但是，佟文事件再次令大家沮丧地看到，因为前所未有的严厉打击，甚至在追责中开了杀戒，的确令毒奶迅速从市场遁形了，却并未使食品安全从此无虞。“瘦肉精”等仍在害人，而近期相继曝出的“地沟油”、毒筷子、黑心餐盒、染色豆，等等，正在为食品安全不断增添新的“杀手”。
为什么会是这样，说实话，要找原因能夸夸其谈地找出一大堆，但依笔者之见，问题的真正症结其实就一个：政府还没来真的。三聚氰胺奶粉动真的了，现在哪个奶品里也不敢再有三聚氰胺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并非责怪政府，在太多的防不胜防的食品安全威胁面前，需要政府特别地负起责任来，甚至不惜使出非常规的雷霆手段。因为，再不痛下决心根除有毒食品，不用多长时间，被撂倒的就不光是一个佟文，而可能是一个民族。
4月数据增大加息压力
刘满平
从近几年的走势看，春节后特别是3月份之后CPI、PPI一般会走低或基本稳定。但今年有所不同，两项物价指数同时呈现出持续扩张的态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CPI、PPI同比分别上涨2.8%和6.8%，同比增幅分别扩大0.4和0.9个百分点。
CPI上涨2.8%，虽然还难以反映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切身体验，但从趋势上还是可以证明当前物价正处于上升通道，各种新涨价因素和正翘尾因素将导致短期通胀压力继续增大，逐步逼近今年政府所确立的CPI增长3%的价格水平目标，甚至不排除6、7月份将超过3%。
当然，通胀压力增大并非一定就代表通胀发生，政府确定3%这个“警戒线”应该当作判断经济是否处于通胀的一个相对浮动的参考目标，不能理解为一旦突破这个线就是通胀发生。不过，虽然目前难以发生高通胀，但CPI已连续3月超过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2.25%，造成实际“负利率”。
现在，坊间呼吁加息的声音挺高，但央行却迟迟未有回应，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其一，对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繁荣存在一定疑虑。当前的世界经济极其复杂和多变，希腊债务危机余波未平。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着巨大的市场不确定性情况下，贸然加息会打击国内刚刚有所恢复的出口形势，减弱经济增长的动力。
其二，目前的加息，可以看作是国家所释放的一个明确的“退市”信号，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单纯的货币政策手段。由于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没有明确“退市”，我国如果单方面提前“退市”，将会造成市场恐慌，带来不可估量的成本和风险。
其三，央行的基本职能是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目前外界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在此情况下，加息将使得热钱和一些产业“闲钱”进一步转向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中，更加会带来人民币增值的压力，无异于火上浇油。
其四，在调控高房价的组合拳中，加息也可以算是一把“杀手锏”。但考虑到我国投资渠道不通畅，如果加息造成实体经济受损、产业投资受阻，不排除部分资金反向操作，更加投入到房屋等不动产资产领域，起到“好心办坏事”的作用。
因此，虽然目前CPI还有上行可能，加息压力增大，呼声升高，但仔细分析CPI上行因素，及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货币政策数量调控的空间，如果今后几个月农副产品、食品价格上涨不明显，通胀预期得到有效控制，全球债务危机没有得到很好的抑制，出口需求没有得到强劲恢复并持续健康的增长，央行几乎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启动加息措施。
勿让城市再变泽国
尚前名
5月7日，一场被称为“百年不遇”的暴雨突袭广州。全市102个镇（街）受浸，109间房屋倒塌，25.68万亩农田受淹，受灾人口32166人。35个地下车库变“水库”，1409台车辆受淹或受到影响。初步统计，经济损超过5亿元。此外，还因洪涝次生灾害死亡6人。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曾屡次发生。2004年北京的“7·10”暴雨，2007年济南的“7·18”暴雨，都依然让人记忆犹新。这些事件，不仅造成交通瘫痪、房屋倒塌、车辆被淹、道路沉陷以及供电中断，有的甚至付出了数十人瞬间殒命的惨痛代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有明训。因此，在叹息之余，不免令人困惑，既然已有事例在先，为何还会遭受如此损失？
广州暴雨发生不久，有人将巨大的损失归因于气象部门仅仅提前一个小时进行预报。其实，这并非根本原因。正如广州市水务局副局长在反思此次暴雨灾害时所指，暴雨成灾绝不是预报滞后的单一原因所致，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规划。
作为中国的南方重镇，广州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城市建设在全国也属前列，即将在此召开的广州亚运会就是最好的例证。实际上，对于这个习惯了台风暴雨的南方城市而言，为防止出现“水漫金山”，下过不小的功夫。仅2009年，广州就投入了9亿元进行“水浸街”改造，重点治理全市228个水浸“黑点”，主要内容是清疏堵塞管道、增大排水管径及建设必需的排水泵站，以增大管道的排水能力等。
尽管如此，此次暴雨还是将严峻的现实呈现于世人眼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严重滞后。
今日之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天气的变化也似乎越来越无常，动辄“多年未遇”的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因此，城市的公用设施如何跟上城市壮大的步伐，如何适应变化无常的天气，是城市管理者要持续解决好的难题。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曾经因为一场大雨、一场大雪就造成全城瘫痪之痛的北京，借着奥运建设的“东风”，以大手笔对市政建设和相关的管理体制作了诸多改进，因此如今的北京应对雨雪要比原先从容许多。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希望“5·7”暴雨灾害事件之后，我们所有的城市能在相同的地方不犯相同的错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对所有的城市管理者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长远目光、科学规划、系统设计、尽早实施。
保险业解医保难需攻坚
近期，广东省湛江市城乡一体化基本医疗保障模式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实现了“政府不多花一分钱、老百姓不多出一分钱，居民保障金额大幅提高、覆盖面更广”，这一探索引起不小关注。
该模式主要通过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和湛江市政府合作，保险公司发挥主导作用。其具体方式为，将当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将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的85%继续用于基本医疗保险，而保障金额不变，个人缴费的15%购买人保健康的大额补助医疗保险。在个人缴费不变的情况下，年保障限额由原来的1.5万元提高到一档的5万元、二档的8万元。
在此过程中，人保健康分别和当地政府、当地社保定点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书，人保健康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服务的同时，和当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在医院派驻医保专员，对医院执行医疗保险政策规定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此前，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企业离休干部医保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运作，而新农合则由卫生部门经办管理。政出多门，管理尺度不一，易引发矛盾。
原新农合是“县办县统筹”，“湛江模式”则实现了市级统筹，基金统筹能力显著提高；医院拖欠费用情况明显降低，政府行政压力减小，居民也不再担心有病没钱治。居民、政府、医院、保险公司四者实现了共赢。
然而，这一多方受益的模式，在复制和推广中却遇到种种障碍。从政策层面来看，政策界定不明晰，造成市场空间得不到有效扩展。虽然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城镇职工大额保险制度，但由于缺乏国家层面明确准许商业保险公司介入的依据，一些地方政府不敢或不愿将城镇职工大额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
补充医疗筹资渠道也存在困难。1%的保险保障基金，使原本就利润微薄的社保补充医疗保险更显捉襟见肘；开展基本医疗委托管理，对保险公司所取得管理费收入，还要征收5.5%的营业税，更加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负担。
另外，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的部门利益也形成掣肘力量。以新农合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变为例，以往县卫生院只需与卫生局签协议即可，而如今，签协议对象却变成了当地社保局和保险公司。而现实却是，卫生局和医院的关系恰如父子，医院有错，作为父亲的卫生局可以打。如果别人打，卫生局就不高兴了。
医保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如何破难，仅靠企业攻坚远远不够，政策层面应有所创新，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