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材料
1．所谓政绩就是政府绩效。在西方也被称为“公共生产力”、“国家生产力”、“公共组织绩效”、“政府业绩”、“政府作为”等。就其表面意义来说，它是指政府所做出的业绩和获得的收益，但从其内涵来讲，还包括政府成本、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等。政绩考核就是对政府官员所创造的业绩与所获得的效益所做的评估，在国际上一般称为政府绩效评估。从20世纪80年代起，为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纷纷实现了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强调以顾客(企业和公民)为导向的可选择的公共服务，政府不只是把服务作为宗旨和原则，而且根据企业和公民的需求制定出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标准，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颁布，如英国政府颁布的《公共服务宪章>，美国政府成立的绩效评估委员会等，提出了“重塑政府”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强调“从人人为遵守规定而负责的体制转变为为人人取得成果而负责的体制”。
2．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加强和实行绩效评估(也就是政绩考核)也是我国必须要经历的一项重要改革。有什么样的政绩考核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施政方式。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制，已是外部环境之使然，同时也是内部发展之所需。从外部环境看，加入wro对我国传统的行政施政方式构成了巨大挑战；从内部环境的需要来说，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是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我国过去由于受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一直实行的是全面管制的施政方式，这造成了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只有制定一套合理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才能有效地对政府的投人、产出，政府行为的效率，政府行政管理范围的大小、强弱等进行科学评价，更好的提高行政效率。然而，与国外成熟的政绩考核体系相比，当前我国政绩考核体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很大缺陷，因此出现了四类所谓的“政绩”：不求进取型——守摊子，保位子，为官一任，山河依旧。急于求成型——重眼前，轻长远；重开发，轻保护，甚至廉价卖地卖资源；重经济增长，轻社会事业发展。自搞一套型——或缺位，或错位，或越位，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追名逐利型——重个人“政绩”，轻群众疾苦；重领导形象，轻百姓口碑；重“形象工程”，轻民心工程；留下“前任政绩后任债务”、“一任政绩几任包袱”的后患……
3．“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曾几何时，有些地方政府的少数官员将此变成了“造腐一方”，往往是要么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要么拔出萝卜带出泥，形成集体腐败。而近期的经济过热也主要体现在实际上的地方政府投资过热。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之一显然是我们的官员政绩考核办法出了问题。有文章报道，2000年6月，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政府为让港商建高尔夫球场，以每亩地3700元的价格一次性征地2088亩。现在，失地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而曾负责高尔夫球场征地拆迁和安置工作的不少镇领导竞说，农民“饿死是不至于的”——为了巩固已经创造的“政绩”，身为领导干部无视因创造“政绩”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哪怕是老百姓吃不上饭，也被看作是不足挂齿的“小困难”。在这些官员看来，“政绩”是个人的，是能够用以购买更多政治资本的有价证券，只要握有这种证券，就等于拥有了大好前程。同样在1998年的贵州省黔西县化甲村，一场种植核桃树的“全民奔富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今，6年过去了，当时领导化甲村种核桃树的黔西县林业局某领导目前已升任县政协副主席，化甲村党支部和村支书也获得了上级颁发的“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等称号。但绝大多数核桃树不但没有挂果，甚至花都没开一朵。不结果的核桃树和结了果的政绩工程的直接后果是让“涉核户”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奇怪的是，化甲村却成为邻近十里八乡登门学习的样板，只容一辆小车勉强行走的盘山通村公路车水马龙，最多的一天，竞有数十辆轿车接踵而来。这些地方官员正是借用政府的公信力给农民导演了一出漂亮的戏，其“全民奔富”的愿望是假，打造政绩工程、为自己谋取私利才是真。至于农民的核桃树有没有结果无足轻重，反正自己的政绩工程是开花结果了。
4．2003年湖南省湘潭市在全市96个县处级领导干部和699名领导干部中推行了一种全新的干部管理机制——“绩效考核”。湘潭市政府将考核对象分三个层次，即领导班子、一把手、班子其他成员。同时根据各单位的不同工作属性，分为经济管理部门、社会发展部门、司法执法监督部门、党群政务综合部门等几个类别，使绩效考核同层次同类别的对象在全市范围内“同场竞技”。“绩效考核”既考刚性的目标任务，也考班子建设和公众形象等软性指标。在2004．年2月27日的考核结果公布大会上，49名获“高分”的领导干部被记功、嘉奖，5名得“低分”的领导干部被免职，另有13人受到诫勉。有人把湘潭此举说成是“向平庸说‘不”’，它就像陡然刮起的一阵飓风，在湘潭市引起了强烈的震撼。“绩效考核”把责任和活力传递到了最基层的单元，也把监督落实到了每个角落，从而为建立效能政府、责任政府和“阳光政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年多的实践表明，湘潭市的绩效考核激发了各级班子和广大干部的活力、凝聚力和创造力，领导班子和干部新的精神风貌成了推动湘潭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下面这一串串数字便是力证：2003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11116万美元，比上年增长84．8％，引进市外资金15亿元，同比增长67％，创历史最好水平；全市重点工程投资完成44．6亿元，超年计划28％，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全市GDP增长11％，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1．5％。2004年上半年，这个市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多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5．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委在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中逐年淡化GDP的因素，加入了四条新标准：一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二是水、电、路、田、通讯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三是促进社会就业，新增工作岗位；四是社会保障体系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覆盖面。将上述四点量化，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从几年来的探索成果看，四条新标准使湖州各级干部的“政绩观”得到了重大校正，使急功近利、片面追求GDP增长的风气得到了有力遏制。但值得注意的是，经过量化后的经济指标看上去富有刚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经济受其自身规律的影响，往往并非人为所能控制。在GDP的增长量上，湖州市给出的是一个5％-7％的弹性数字，这种做法受到了基层的广泛认可。但是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从近期情况看，多数乡镇并不能完成当初定下的指标，其中既有去年“非典”的影响，也有人为估计过高的因素。当多数人无法完成指标后，也就形成了集体无过错，法不责众，考核制度的严肃性也就无从谈起。
6．2003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官员考核评价体系的探索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2003年12月24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从2004年起，要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列入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2004年，国家发改委与国家统计局一道，会同国家林业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加紧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这种新体系已在海南和重庆展开了部分指标的试点核算。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福建、江苏等多个省市也已明确要求，将把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中组部已经和国家环保总局联手，在四川、山东、河北等部分省份进行试点，将环保方面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2004年2月，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按照全国事故死亡人数下降2．5％的幅度，将今年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分别下达给各省、区、市，并建立考核奖惩制度，把控制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干部考核的内容。建设部官员也透露，中国将建立涉及环境、能源、交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评估体系，对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科学评价，严防“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国土资源部针对群众信访数量上升的现象，提出了应当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是否维护农民权益，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2004年3月，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也推出了今后考核干部政绩的五大“绿色”标准。
7．与中央部委的积极探索相映成趣，地方政府对官员考核评价体系的探求也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局面。2004年5月，北京市委成立了巡视组，准备把巡视结果作为对于部的考核参考。除此之外，一套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4个专项指标构成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将在年内建立。2004年2月，广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根据“非典”的教训，提议将“防病”列入官员政绩考核内容；近日，山东省政府要求，为强化执法责任和行政责任追究制，将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率列为干部政绩考核内容；黑龙江省将征地补偿安置列入干部政绩考核；江苏省将“农民充分就业”列入干部政绩考核；山西省将林地保护纳入干部政绩考核；陕西省将人口、资源、环境三项指标纳入了干部考核体系……在浙江省磐安县，干部考核与民间艺术挂上了钩；辽宁省沈阳市要求官员签综合治理责任书，将社会稳定纳入干部考核；江西省宜春市制定“实绩档案”，细化并量化了干部考核办法；山东省日照市日前将安全生产纳入干部政绩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