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乱花钱要问责到底
陈泽伟
7月9日，国务院正式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其矛头所指，还在一些党政机关的“乱花钱”。这个乱花钱，既包括“餐桌腐败”、“车轮腐败”、公款考察旅游，也包括一些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大建楼堂馆所，等等。
党政机关奢侈浪费之风，挤占了宝贵的财政资金，影响了政府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基础性社会事业的投入，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党风、政风。
近几年来，针对这一问题，中央三令五申，一而再、再而三下发文件、发表讲话，督促各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2009年2月，中央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厉行节约的八项要求。2010年7月，中央转发《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要求的通知》，再次提出六条举措。2011年4月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公开“三公经费”账单。再到如今，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正式出台。
分析数年来的政策要求，一方面是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断完善;另一方面，要求越来越具体、标准越来越严格，螺丝一扣一扣拧紧，漏洞一项一项堵塞。其目的，就在于控制各级党政机关不敢“乱花钱”，不能“乱花钱”。
中央的决心毋庸置疑。但严令之下，仍有一些机关、个人顶风作案。说到底，还是一些官员放不下为民父母的架子，抹不去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吃非山珍海味，行无驷马轩车，则不足以显官派、扬官威。
敬告这类“官老爷”，《条例》已有明确问责规定，对于机关事务管理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或可降级撤职，或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央狠刹此风的意愿坚决，人民痛恨此风的心态强烈。不听号令，罔顾民意，一意孤行，其结果必然是玩火者自焚。
但老百姓仍有担忧，《条例》是否能够落地生根、立竿见影?会不会成为纸上谈兵?会不会对于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因此，将条例规定的有关问责制度严格地执行起来尤为重要。这不仅关乎《条例》是否能够落到实处，也关乎党和政府能否取信于民。
只有一条路可走——以铁腕问责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彻底斩断一些官员逃避或减轻处罚的退路。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制度威慑力，真正实现令行禁止。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难在哪里
周大平
6月26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就相关政策热点，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具体的行政管理，转向依法监管，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学校要在机构设置和职能上，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对分离;中小学要消除以任何形式对学生进行分类;应逐步建立健全班级和学校两级家长委员会等。
此次就“依法治校”制定纲要，首先说明我国近30年间颁布的教育法律法规并不缺乏，关键是这些法律法规需要得到有效执行。否则，就没有必要再用新的纲要予以重申。依然涉及那个老问题：这个纲要的执行能否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法不依”的现实?
应该看到，依法治校面对的是一些久治不愈的教育顽疾。深度剖析其根源，尝试寻求解决之道，才可能扭转“有法不依”的情况。
很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学生分类、区别对待的主因是现行的单一的分数评价制度。这一评价制度把所有学生纳入同一成才模式，高分者优，低分者差，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发展和完善自我。只有多元评价体系才能使学生们受到个性教育，得到多元发展。同时需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下称《规划纲要》)已经指明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推进考试和招生分离，打破“一考定终身”。两年后的今天，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仍未出台，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仍在加剧。各地中小学愈益严重的“等级教育”就反映出这种趋势。
高考报名制度改革也亟须推进。现行的按户籍报名的高考报名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无疑是对部分学生的一种歧视。《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探索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当地升学的办法，即所谓“异地高考”。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尽快出台全国性的解决异地高考的具体方案。还须切实保障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的权益。除了建立家长委员会，学校还要有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使他们拥有充分表达自己权利和意愿的空间，尽快扭转行政说了算的现状。
推进依法治校，关键在于教育行政部门具有放权的意识和让民众看得见的积极放权的行动，并规范其自身一向以行政权力治校的行为。同时，必须建立督促教育行政部门放权的机制，对于纠缠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和种种既得利益中的执意不放权的教育行政部门，要依法启动问责机制。
美对钓鱼岛态度既模糊又清晰
霍建岗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首相野田佳彦7月7日说出要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话之后，7月9日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日本一些人对此显得很兴奋，似乎美国在中日围绕钓鱼岛的新一轮争端中明确地站在了日本一边。
按照《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规定，二战后日本应将其攫取的领土全数归还，但战后美国占领钓鱼岛，在1972年又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交给了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国。在美国看来，东亚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如果形成联盟，对于美国而言将是一场噩梦，因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矛盾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有理由怀疑，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正是为了在中日之间打下一个楔子。
然而，在私相授受之时，美国还留了一手，并未明言钓鱼岛主权属于中日哪一方，始终只是说将“施政权”给了日本，使日本始终“心中不安”。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宣称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保护”范围之内，并一再要求美国明确态度，其目的就是要抱住美国这条粗腿，将此作为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王牌”。但美国为了不深度介入中日争端，较长一段时间内都采取了模糊的态度，并未对日本的要求作出正面而又清晰的回应。
近年，从制衡中国的战略出发，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了一些调整，2009年希拉里曾说过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保护的范围，以此给日本打气。话虽如此，但美国并不希望这个承诺有实现的那一天。
美国与其他国家结盟，目的是利用其他国家达到它的战略目标，美国是主，其他盟国是从，就好似“狗摇尾巴”。如果被盟国占据了主动，美国反而被自己的盟国牵着鼻子走，那就变成了“尾巴摇狗”，1914年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英、法、德等双方盟国被动地加入到了旷日持久的一战中来，美国极力避免的正是这样的结果。
因此，上述美国国务院高官才会继续强调，在钓鱼岛问题上，“美方最终将不会表明特定立场选边站”，“期待相关国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态度。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尽力避免的就是被日本占据主动，将它裹挟进冲突。从另一方面讲，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若即若离的态度，也让日本始终无法安心，这也是美国对待盟国的一种艺术，说得不清不楚，就能让你始终都得听我的。
“稳增长”的发力点
王仁贵
国家统计局7月13日发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表明，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很好地贯彻了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涨幅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作为长期拉动经济“火车头”的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20.4%，比去年同期回落5.2个百分点。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明显，上半年增长16.6%，比上年同期回落16.3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也进一步表明，尽管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政策预调微调力度，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
这既需要找准“稳增长”的发力点，又要把握好度：一方面防止经济增速下降太快，另一方面也要把经济下行压力变成结构调整动力，使我国经济摆脱对出口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这意味着“稳增长”并不是上一轮刺激政策的重演，需要从三个方面深刻领会“稳增长”的现实内涵。
其一，保持投资的适当增速仍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这里的合理增长绝不是“运动式”的刺激行为，而是要更加注重“转方式、调结构”，把稳定投资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
其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环比下降0.6%。这说明经济运行中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正进一步凸显，在“稳增长”的过程中要着力于“稳需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已经出台的促进消费的政策，以巩固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其三，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是一项长期政策。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化的冲击，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各项调控工作。同时，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应尽快形成有效供给，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
深刻领会上述内涵，方能实现速度、结构和效益的统一，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