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立碑长鸣警钟
阿源
被定性为特别重大事故的“7·23”动车追尾事件，再一次刺痛了社会敏感神经。对于这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特别重大事故，亲赴现场的温家宝总理说，对于这次事故的原因和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我认为应当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严肃对待，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在信息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群众对知情权的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从相关部门及人员对事故的处置，包括对新闻媒体采访和对公众质疑的回应等方面看，我们的行政水平离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差距，与现代国家的现代政府的要求还有差距，与GDP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的负责任大国的要求还有差距。正视这些差距，缩小直至消除这些差距，需要全面提升行政人员的素质，提高行政能力和水平。
时下，就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作出回应，一是该不该在“7·23”事故现场立碑，二是造成事故的原因查清后，对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作出怎样的追究？
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已经被定性为特别重大事故，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起事故警钟长鸣？从逻辑上看，应该在这起事故的发生地点立一个碑，刻下这次事故的发生时间和原因，刻下死难者的人数和姓名，让人们永远记住这起事故，让逝者的生命时刻提醒和警示来者。并由此，凡被国家定性为特别重大事故的发生地点，都应制度化地立碑，以祭奠死者，警示生者。
如此特别重大事故，对因事故造成的死难者和伤残者赔偿，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再高额的赔偿，也不可能换回鲜活的生命，也不可能复原因事故而破损的家庭和心灵。生命至上，责任重于泰山。按照相关法律条例，对造成这起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全面问责，对触犯法律者实施法律制裁，自不待言。人们关心的是，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不要按责、权、利追究，要不要有经济处罚，罚多少才算是重罚？如何罚，甚至如何判，才能让后来者“长记性”，懂得敬畏生命，知道慎用权力，使他们真正明白“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务使后继者在作决策、定规划、搞设计、建工程、招投标等各环节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把确保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现实中，仍有部分人士认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应该先行一步。这种观点也许没有错。但无论怎样先行，在以人为本的国家价值观已经牢固树立的今天，任何先行都得以人的生命安全为唯一的尺度。
最大祸患在于责任缺失
“7·23”动车事故发生之前，进入7月以来多地安全事故频发，伤亡不小。北京、深圳地铁接连发生扶梯伤人事故；武夷山公馆大桥、杭州钱江三桥引桥相继发生坍塌事故；贵州、广西重大煤矿事故，山东枣庄、潍坊连续发生两起矿难；武汉海龙旅游客运公司一辆大型客车被一辆半挂货车追尾，致使26人死亡、29人受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一出租仓库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4人死亡追问一幕幕生命的痛失，追问事故频发的深层原因，不难发现最大的祸患在于责任缺失。
据调查，北京地铁4号线扶梯死伤事故缘于固定零件损坏；钱江三桥的裂缝隐患早已出现，而且当初建桥指挥者涉腐入狱；武夷山大桥也是一直带病运行；贵州、广西重大煤矿事故，山东两起矿难均存在隐患排查不到位问题；武汉开发区那个仓库早已存在较大火灾隐患为何相关责任单位却视而不见，成为无人监管的真空？
一个管理领域、一项建设工程、一处运营环节，只要存在责任缺失，就会埋下安全隐患。对工程质量不负责任，桥塌路毁就会频频出现；对运营管理不负责任，故障事故就会不断发生；还有一起起惨痛矿难、环境污染、假劣食品中毒事件无论做哪一项工作，只要不尽到责任，又缺乏法制监管，必定存在安全漏洞。
责任是社会发展的根基，没有责任感就没有安全感。缺乏责任感，再安全的岗位也会出现险情；责任意识差，很小的环节也可能酿成大祸。责任就好比人体的血液，必须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责任感应当是我们行动的唯一原则。”
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更应当强化责任意识，以“责任”来承担生命之重，以“责任”来担当事业之重，真正做到对生命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我们的地位向上升，我们的责任心就逐步加重。升得愈高，责任愈重。权力的扩大使责任加重。”
责有攸归，必须铁腕追责。时下，一旦事故发生，有关方面总是想到如何推卸责任、怎么瞒报少报、怎么控制舆论，对事故真相、原因、处理情况总是遮遮掩掩。或借口“原因复杂”，或归咎天灾，推诿塞责。对相关人员处理也是轻描淡写，问责机制不到位，甚至不敢公开，完全起不到惩戒警示作用。
因此，必须严查责任根源，把事故真相给公众一个明白交代，相关责任人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层层问责，绝不留情。没有下不为例，也没有例外。
外储管理要为人民负责
何志成
7月20日～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其网站连续三期发表精心准备的《外汇储备热点问答》。尽管初衷是为了“促进和便利社会公众认识和了解外汇管理”，但遗憾地出现了不少常识性的错误，令舆论一片哗然。
比如，“人民币升值不会导致外汇储备损失”，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导致了外汇储备折算成人民币的账面价值变动，并不是实际损益”；甚至称3万亿美元外储不算老百姓“血汗钱”，属于等价自愿交换
众所周知，我国外汇储备是由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的。具有初级会计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外汇储备直接体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与相应的央行负债对应。而购汇所使用的人民币资金直接来源于中央银行的负债，反映为中央银行负债的增加。
即使将人民币升值对外储的损失解读为“只是用人民币还是美元作为报告货币所导致的账面差别”，但最终反映到央行的总资产负债表中，却必须表现为人民币资产，那将是实实在在的汇率变动损害。事实上，这张总资产负债表近年来每年都因此实际损失上千亿人民币。
那么，外汇储备算不算老百姓的“血汗钱”呢？据统计，汇改6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3.5倍，远远高于GDP增速。外汇储备为什么增长这么快？表面上看，源于外贸顺差的大幅度增加；本质上看，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值被长期严重压低，通过充斥于沿海等地的“血汗工厂”，使得利益链中少部分“剩余价值”日积月累成目前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
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储备中包含了本该属于普通劳动者储备的那一部分，严格地说，就是劳动者的储备转为了国家储备。最起码也可以认定：国家的外汇储备中有很大部分是属于劳动者的储备，是国家借广大劳动者的钱，并将它们以外汇的形式储备了起来。
再进一步说，国家巨额外汇储备中不仅包含了过去劳动者的贡献，还隐性地包含了对子孙后代的欠账。因为，中国出口的非理性增长是建立在廉价资源、廉价土地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代价基础上，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来的生产生活成本必然大幅度提高。
正源于此，应当强调国家外汇储备的性质就是国家储备、政府储备，来自于劳动者，也应该在合适情况下通过某种形式返还给劳动者。在这种返还设计及相关机制还没有形成之前，作为外汇储备经营机构的国家外管局和国家投资公司等机构，面对外储已经暴露的贬值风险，应该以真正对人民负责的真诚态度，管理好老百姓的“血汗钱”。
西方自找的无解难题
任卫东
7月中旬以来，参与打击利比亚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当初迫不及待抢着对利比亚动武的法国这次又率先强调政治解决的重要性，而且表示只要卡扎菲放弃权力他就可以留在利比亚。这个态度得到有关西方国家和北约的一致支持。西方国家目前的态度与当初坚持让卡扎菲离开利比亚，甚至试图对其采取斩首行动和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相比，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的后退。
西方国家后退的直接原因是军事不利。此前，其指导思想一直是用武力打垮卡扎菲。然而当几个月的狂轰滥炸，再加上钻地炸弹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都没能撼动卡扎菲的时候，这些西方国家终于认识到，他们又一次犯了轻敌的错误。进入6月以后，面对战场僵局，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开始凸显。先是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痛批北约无能，甚至暗示美国可能改变对北约的政策。随后，挪威宣布减少参战飞机，并在8月1日前退出军事行动。紧接着，意大利要求北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立即停止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眼看“反卡”同盟面临瓦解的危险，西方国家不得已调整政策，试图以退为进。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西方干预利比亚问题的复杂性。与突尼斯和埃及不同，利比亚危机不是从首都开始，也不是以和平示威方式开始，而是从盛产石油的东部地区发端，而且一开始就以武装叛乱的形式出现。资料显示，美国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目的就是控制利比亚石油，这使得利比亚内部冲突具有某种与突尼斯和埃及冲突不同的性质。但美国吸取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教训，而且也确实力量不支，于是让法、英当先锋。但欧美在合作中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十分激烈，所以美国虽然利用但并不全力支持法、英等欧洲国家，从而使后者陷入窘境。
第三，西方国家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不是以彻底推翻和摧毁卡扎菲的政权体系和政治力量为目标，而是既要让卡扎菲下台，又不能让反动派一方独大，造成一种地理或政治上的分裂和制衡局面，以民主的方式为西方国家长期干预和控制利比亚打下政治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经常能看到北约的空袭往往在反对派最得心应手的时候不给力，觉得这场战争有点怪。事实上，反对派对西方的意图也有警觉，担心甚至指责它们在利比亚搞分裂，所以坚决不允许西方国家派地面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卡扎菲势力与反对派势力之间玩平衡实在是一件不那么容易拿捏的细活。
建“无缝隙”大国资监管
周建军
近期，央企中冶集团爆出“投资河北恒通56亿巨亏”的消息，令业界震惊。近年来，包括中化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中铁、中国兵器等众多大型央企都出现投资失误或巨亏的现象。面对央企大规模“走出去”、创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历史新阶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内涵正在发生新变化，监管的思路和模式也需要继续改革完善。
当前，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还面临着种种矛盾和问题。一些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管理粗放甚至铺张浪费；国有资产监管机制仍然很不健全，存在着诸多监管漏洞和死角，给全局性的国资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事实上，目前的国资监管模式，是一种割裂的监管，只是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意义上的监管。而媒体报道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不断出现巨额投资失误，正是政府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分割和监管能力还有待继续提高的佐证。正如研究“无缝隙政府”模式的美国学者拉塞尔·林登所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种新组织的出现以满足新时代的新标准，即以一种“整体的、全盘的、联合的方式来组织工作”的“无缝隙政府”。
近年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安徽、云南等省市，通过直接监管、授权监管和委托监管等方式，创新国资监管模式的三层次框架，基本实现了从产业到金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全覆盖，并探索对其他国有资产的监管覆盖，以及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得益于此，上述城市的国有资产总额均超过万亿人民币大关，在全国名列前茅。
鉴于对从产业到金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全覆盖，国资监管机构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对人才、资金等各类国有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地实现了对各类国有资产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比如，在这种权利、责任、义务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金融资本和工商产业资本一体化运作，以及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操作平台的大国资监管模式下，重庆市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了现在的12500亿元，8年翻了7倍。
可以说，一个“无缝隙”的大国资监管模式，有助于堵塞国资监管体制的真空和漏洞，提高国有资源的配置效率，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远利益。而这，也将是国资监管模式下一步改革完善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