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1.教育体制和制度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作为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因此，贯穿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争相谋求的政策方向，而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新载体新平台，也为学习方式转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与较完善市场机制下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关，教育正在全面适应社会岗位群和人的终身发展的多样化需要，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看出一个趋势，从零级的学前教育到六级的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阶段开始分为职业、普通和综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阶段则把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为两类高等教育，而不是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能够沿着普通学校一直升到学术性学位的，都是少数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前职业教育、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从高职高专到专业性研究生学位，其实都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培训越来越强的优势，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分工的大潮流，也是知识社会就业与雇佣结构“网格化”、“扁平化”的大趋势。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用人部门中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仍旧把学术性学历学位教育当成“修成正果”的唯一途径，仍以全日制正规学历教育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致使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办学方针、教学宗旨、学科专业设置以及师资配备等方面，盲目趋同或墨守成规，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和活力，有些地区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上用人部门的非理性化，已出现所谓“知识性失业”或“过度教育”的问题。
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农村办学条件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评价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现象还比较严重，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突出。这既有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学历化倾向等外部体制性障碍，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
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文本并不难，难的是成为政府、学校和社会自觉遵守的制度安排和自愿履行的行动规则。
3．财政投入不足，教育系统内外之间资源缺乏共享
多年来，尽管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确实在较快增长，而且平均年增幅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要大，占GDP比例从1996年的2．5％一度提升到2002年的3．32％，达到了自1989年对此项指标进行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原来预计2000年占GDP比重提升到4％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特别是2005年经济普查使GDP存量多出2．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2004年更下降为2．79％，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1990～2004年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重从85．6％下降到61．7％，年均增幅一直低于同期的社会教育投入增幅，事实上，中央本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增长基本能够保证，问题是地方财政没有完全到位。在过去15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之中，有7年比上年增长16％以上，其中最高的是1994年，当时为落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刚刚开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果一下子比上年增长了35．38％；还有5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有3年低于10％。政府换届之年的教育经费容易出现较低增长状况，如1998年和2003年，分别在9％、10％上下，但是1993年是个例外，估计是由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具有很大弹性。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是，我国的财政预算内外两笔账，决算必高于预算，经常有超预算收入。由于缺乏财政超收收入等比例追加教育的机制，使得决算时差距很大。
同时，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办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平衡，即使在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于中部地区教育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强弱不一，到了2004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状况继续呈现很大的差异，财政拨款最高的地区比最低者而言，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分别为10．2倍、8．9倍、7．8倍、5．6倍和8．1倍。预计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我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教育与培训活动之间的关系尚待理顺，受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减弱，政府、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之间出现了错位和缺位现象。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正规教育体系内部之间自成系统、自我封闭，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公办学校在法定公共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很难向社会学习者开放，图书、实验设备、实习场所均各自配置。特别是职业学校学历教育仍由不同政府部门主管、规划，长期存在着管理分散、政出多门等问题，劳动部门在执行职业资格准人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方面，采取不同的尺度，在教育内部同样存在着职业教育规划和管理分离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多集中在公办学校方面，许多地方政府的教育规划，还缺乏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全局性的统筹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