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改革上海试水
杨志勇
2012年1月1日，上海正式启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这是税制完善的需要，也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改征试点之所以选择在上海，有诸多原因。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严重受制于营业税制。征收营业税容易形成重复征税，尽管差额纳税试点工作此前已在进行，但毕竟能够纳入试点的企业数量有限，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营业税的重复征税问题；更进一步来看，即使全面实行营业税差额纳税，也只部分解决了缴纳营业税企业之间的重复征税问题，而不能解决增值税企业从营业税纳税企业处购买服务所含税款不能抵扣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解决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问题。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较为恰当的做法就是各行业全面征收增值税。
上海国地税部门实质为一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在上海进行，更易于操作。根据现行的财政体制，营业税主要是地方税，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相应地，营业税的征管主体主要是地方税务局，而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这样，在国地税实质分税地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首先要解决好国地税部门在税收征管上的分工协调问题。改征之后，相关的增值税如果由富有增值税征管经验的国税部门征管，那么可以发挥国税部门增值税征管网络和硬件的长处，从而节约征管成本；如果改征后的增值税由地税部门征收，那么也可以发挥地税部门对改征行业基本情况相对更为熟悉的长处。要协调好国地税两家工作，实现国地税之间的有效整合，需要解决好协调问题。
即使上海试点有诸多优势，但相关决策部门还是非常慎重。为了保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行业税负至少不增加，增值税税率体系中增加了11%和6%两档税率；同时，明确了增值税纳税企业购买改征试点企业的服务所支付的税款也可以得到抵扣。这样，改征后，一部分增值税纳税企业的税负会随之下降。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可能带来问题。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可能会因为改征试点而提高了竞争力，导致全国特别是上海周边地区相关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优势，同时尽可能减少局部地区试点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范围应尽快扩大；同时，应努力创造条件，让增值税尽快全面取代营业税。
家庭的公共服务期待
杨琳
12月23日，由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开展的“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网络调查”报告公布。调查显示，中国幸福感最高的人群特征是：而立之年、女性、有配偶、受教育程度高、夫妻性生活满意度高；并反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家庭幸福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人家庭需求呈现出由基本生存和物质需要，向归属感、安全感、心理健康等文化层面需求转变的趋势。
调查中，约有10%的受访者感觉不幸福。其原因一是经济压力，有38.2%的受访者认为住房支出压力大，18.8%认为日常生活支出大，17.8%认为子女教育支出压力大；二是生活压力，婆媳关系紧张、夫妻沟通困难、工作压力在其中的比例各占75%、52.6%和52%。
分析这些感觉“不幸福家庭”的共同点，恰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对位增强”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环境、性别平等、缩小收入差距等。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作用力早已渗入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之中。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规模的弱化、家庭文化的多元和异变，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庭幸福。2011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建立完善家庭发展的政策，促进家庭和谐幸福”的要求，正是针对上述问题作出的战略安排。
由国家人口计生委主导的此次调查，以及计生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建家庭幸福活动表明，在“十二五”乃至未来更长一个时期，“家庭”将成为人口计生部门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的新的切入点和立足点。这是中国计生部门工作内容、重点、方式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其实，要实现“家庭幸福”，远非计生一部门之力所能及。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各级政府已拥有较为充裕的财力和公共资源。各地方各部门都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将政策和财力支持倾向家庭发展，大力弘扬文明健康的家庭文化，增强家庭和社区的道德教化功能，发展家庭产业和家庭服务业，既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更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与国民素质提高的长久之计。
人们希望看到，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公平公正、妥帖到位、温暖人心的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家庭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关注家庭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子女教育、家庭和社区文化生活等非物质层面的问题。让痛苦的家庭得到温暖，不幸的家庭得到关怀，困难的家庭得到扶助；让需要的家庭得到服务，健康的家庭得到发展，让所有家庭得到保障。
农产品供给保障之重
管建涛
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八连增”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稳定供给，为物价水平的回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土豆、大白菜等农产品遭遇了“丰收的烦恼”，农民增产却没能实现增收。
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和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后，对2012年来说，继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将不仅仅是强化农业生产，还应该逐步完善农产品的产、供、销等多个链条。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惠农政策力度，良种补贴和农业综合补贴等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虽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但不断上浮的粮价确保了农民种粮收益稳步增加。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1424亿斤，连续5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有效保障了粮食供给。
但应当看到，水旱灾害频繁发生，一些地区耕地质量下降，农田水利建设任重道远，农业生产基础仍不完善；只有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生产，才能强化粮食供给保障能力。
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是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通过推广良种良法、测土配方施肥、高产技术等，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稳定了粮食生产能力。对今后来说，增强农业科技攻关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依然是确保我国农业生产安全的重要抓手。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蒜你狠”、“姜你军”等如过山车般的农产品价格波动，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埋下了不稳定因素。由于炒作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部分农产品供应失衡，价格暴涨暴跌，严重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影响了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稳定和持续。
所以，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恶意囤积、哄抬物价等行为，保证农产品市场稳定有序也应是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建立市场预警机制，引导农民理性看待供求信息，避免因为某种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盲目生产，既导致农产品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又损害自身利益。
还须强化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管理，在种、管、收等环节严格把关，建立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想保质保量地从田间地头送到厨房和餐桌，还需要加强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等流通环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高效、畅通、安全、有序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同时，减少流通环节，推动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批对接等多种形式的产销衔接，降低流通成本；更进一步来看，还应根据消费需求和季节变化，建立健全重要农产品储备制度，完善农产品跨区调运、调剂机制。
欧版量化宽松的作为
张茉楠
面对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流动性危机，欧洲央行的政策立场正在逐步软化，欧洲央行宣布再次启动期限长达三年的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同时敦促欧洲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以满足其贷款需求，这被视为欧洲央行为缓解欧元区金融体系所承受的严峻压力而作出的新努力之一。
LTRO是欧洲央行比较传统的政策工具之一，上一回使用还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2009年6月，当时欧洲央行提供了4420亿1年期欧元贷款以应对流动性不足，曾经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此次LTRO的推出同样引发市场的热烈回应，并掀起欧洲主权债券市场的购买热潮。
与美债不同，由于欧洲央行不能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欧债危机的所有风险只能由私人债权人和投资者承担，债务成本上升将“吞噬”紧缩措施并继续推升债务/GDP比率，随着欧洲贷款资源的枯竭，以及对欧债危机恐慌性的蔓延，就无法切断借贷成本和国债收益率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
当前，全球主权债务高悬，金融在“去杠杆化”，政府也在“去杠杆化”，市场和政府都缺乏流动性，靠谁来为债务融资埋单？欧债危机发展到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不太可能从正常渠道进行大规模融资。欧洲央行已无法避免通过直接购买国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尽管欧洲央行至今还一再坚持不会触碰这个“底线”，但现在推出长期再融资计划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量化宽松，而未来欧洲央行可能还会有比较激进的行为。根据欧洲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欧洲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已经达到了3.2万亿欧元。一旦欧洲金融形势出现恶化，欧洲央行的政策立场可能继续出现软化，给再融资操作提供弹药和空间。
但是，LTRO能够真正扭转欧债危机吗？恐怕过于乐观。欧洲央行希望如果商业银行大量申请LTRO，将可避免收缩其资产负债表。不过，银行可以利用上一回的1年期LTRO从事利润丰厚的套利交易——利用欧洲央行的低息贷款去购买收益率更高的政府债券。比如，当前欧洲银行可以从欧洲央行以1%的成本借贷，然后购买利率5%的主权债，这中间4%的套利，成为银行业的套利收入。
但LTRO绝不意味着欧债危机的“彻底转向”。政府明年还需要巨额融资，欧元区政府的AAA评级依然受到威胁。在债券市场融资饱和的情况下，银行业与主权债务之间已经形成了极大的融资竞争，2012年“欧猪”五国将有3049亿欧元到期债务和利息，2012年全球银行业将有数万亿美元债务到期，偿债高峰的来临让流动性再次面临巨大压力，全球金融体系将面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融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