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扶贫“新国标”这把尺子
张 毅
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按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对于扶贫“新国标”，会场内掌声热烈，会场外好评如潮，贫困地区的人们更是充满着兴奋与期待。
2300元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新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它意味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13.4%，贫困人群扩大了1个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迷雾重重，国内控通胀、保增长面临挑战，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高、更快、更强奔向全面小康的坚强决心。
扶贫新国标，要求生活水准的提高。中国扶贫世界瞩目，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2.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到2010年，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贫困地区与外部世界的鸿沟豁然可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仅物价指数上涨，消费需求也普遍提高，“水涨船高”，提高扶贫标准，打一场新的扶贫战役，也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新标准必将激发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活力，点燃贫困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
扶贫新国标，要求发展内涵的提升。贫困地区人均收入2300元的标准，只能解决“不愁吃、不愁穿”。可是，贫困乡村的孩子也渴望热菜热饭，老人也需要温暖关怀，他们也渴盼电话、宽带和公交车，他们也需要早日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因此，贫困农村还要实现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与其它地区农村同步发展，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因此，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产业规划布局中，要加大对贫困农村政策倾斜力度，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铺路架桥、加油攒劲儿。
扶贫新国标，要求使命责任的加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加大开发力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我国扶贫开发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贫困地区的党员干部更需振奋精神、不负重托。扶贫任务重了，要工作更踏实；扶贫资金多了，要花得更到位；扶贫项目多了，要安排更科学；扶贫范围大了，要感情更投入。坚决杜绝贫困县出现豪华办公楼、豪华接待、豪华用车现象。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扶贫新国标，是一把尺子，它将丈量出立党为公的品格、执政为民的担当、深化改革的勇气。我们要用好这把尺子。
突击花钱，真是“预算”惹的祸？
励 漪
消除年底突击花钱之怪现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关键
11月30日，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预算执行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坚决防止年底突击花钱：严格审核财政资金拨付，严格按照财政预算、项目进度、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支付，严禁超预算、超进度拨款。
“严禁年底突击花钱”也算是个常青新闻了。但禁令年年发布，花钱突击战却岁岁不止，有的还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湖南省文化厅前不久一次3000万元的政府采购，被公众质疑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有关官员的解释是，其一，因为“贵一点的东西相对更有质量保证”；其二，是“预算执行的需要”，因为，“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必然会影响到第二年的预算编制”。
年底突击花钱现象屡禁不止，政府采购屡有高价，确实与现行财政预算制度有一定关系。长期以来，很多部门和单位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每一年的预算视上一年度的收支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100万元，只花了80万元，节约下来的20万元不仅全部上交，而且第二年的预算可能会因此削减为80万元。因此，为了确保来年财政预算不降低，许多机构就想着花掉预算，至于这笔钱花得是否合理合规，是否有效率，则不在考虑之列，或者说不是考虑的重点。
但是，突击乱花钱、政府高价购真是“预算”惹的祸吗？如果仅仅是为了花掉预算，各行政机构大可以将这些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文化厅的政府采购，省出来的钱是否可以用于提高各乡镇文化站的其他硬件建设、专业人员的培训？或者用于偏远乡村文化站点的建设，让更多的乡民能够享受文化福利？
可惜，现实中的不少突击花钱，是将不该发的钱发了，不该吃的饭吃了，不该出的差出了，不该买的东西买了——原本用于公共财政的支出，变身为行政机构的小金库，丰富的是少数人的荷包，提高的是小部分群体的福利。部门利益，甚或是极少数的个人利益成为“乱花钱”的真正动力，而所谓“花光预算”不过是其挡箭牌。如果财政预算审核监督不力，预算执行不公开、不透明，不从根本上遏制某些部门和机构的利益冲动，就算把“基数预算”改成了“零基预算”，也会有突击花钱的可乘之机。
消除年底突击花钱之怪现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关键，只有让每一项财政收入支出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问责权落到实处，严格监督、严厉问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突击花钱的积弊。
莫让歪嘴和尚毁了暖心行动
姜 赟
虽然偏差已纠正，但变质的爱心煤折射出的政令执行趋利化倾向，却不能不警惕
备受关注的“变质爱心煤”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继向社会公开曝光7起为低收入农户免费发放冬季取暖用煤中查获的短斤少两、借机收费等典型案件后，近日，又公布了对25名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让人们对爱心煤的未来重拾信心。
政府在5年内为全省每户低收入家庭免费提供1吨爱心煤，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政策、惠民之举。然而，本应赢得民心的暖心行动，却在某些地区遭遇“冷空气”，碰到了“执行梗阻”：运城稷山县陶梁村村干部借发煤之机，以借款名义要求每户村民先交100元修路款；大同天镇县张西河村负责人以发煤为条件，向村民收取原已停止收取的农村合作医疗费；朔州朔城区利民镇东洼村的1吨煤中，1/4是煤矸石……这件事背后折射出的政令执行趋利化的扭曲倾向，不能不引起各方警惕。
省里出台“红头文件”保驾护航，还将一户一吨煤政策纳入考核方案。如此强势的行政推动下，执行环节里竟还有人罔顾禁令和良心，把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变成了某些部门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工具。利益的渗透力之强，可见一斑。虽然爱心煤的执行偏差已得到纠正，但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强调的，对于这种不良风气“不要掉以轻心，绝不可有任何的松懈”。
类似这种“民心工程惹民怨”的事，在其他地方也曾发生。轻者，使好政策的落实过程磕磕碰碰，影响政策效力；重者，则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凌驾在人民利益之上，不仅消解政策暖意，更让基层民意亮起红灯，损害政府信用和制度权威。
当下，一些地方基层政府的运转在资金上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架桥修路、医疗文化、招商引资，都需要钱。但这绝不是与民争利的借口，只有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才谈得上搞建设、抓服务、促发展。更何况，爱心煤还是最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
我们更需正视，趋利化正成为政府执行力的病灶，波及不少地区、不少领域。比如，节能减排，在一些重工业地区遭遇疲软执行；环保禁令，在一些化工园区遭受对抗执行；阳光拆迁，在一些城市化加速地区被歪曲执行等等。对这样的“趋利避害”，执政者尤当毫不放松，一抓到底。
岁末来临，各地送温暖行动力度频频加大，怎样将这些好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不走调、不异化，当从爱心煤事件中吸取教训，严格制度、加强监督，杜绝“歪嘴和尚”，遏制逐利冲动，确实把温暖送到群众心上，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志愿”能否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
张 铁
志愿服务是一种公共生活，能打破群体的陌生和隔膜
这是一条容易被“淹没”的报道：北京首都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张鹏，9年义务讲解3000多小时，分享文化的同时，收获一大批“粉丝”。
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到世博会的“小白菜”，无数如张鹏这样的普通人，正把“志愿”一词，推送进社会的视野。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统计，1993年到2009年，有4亿多人次志愿者提供了超过83亿小时的志愿服务。
张鹏是一名国企下属企业的办公室副主任，爱好历史文化。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世界限定在办公桌旁，把爱好锁死在防盗门内。假设每小时接待20个参观者，他已在志愿讲解员岗位上与6万人交流。打开他的微博，更可见与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的广泛互动。对于张鹏，志愿服务，正是一种公共生活。
我们或许能想象，如果不是成为志愿者，这个“80后”小伙子可能的生活：逛街、唱歌、打游戏、看电视……正有越来越多“宅男宅女”，蜷缩入自己的小小世界。以自己为中心和重心无可厚非，然而也难言生活质量与境界。相比之下，张鹏用志愿服务打开一扇截然不同的大门，选择了一种更积极、也更开阔的生活。
参与志愿服务，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都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志愿服务搭建的公共生活，不正是实现这些高层次需求的平台吗？正如张鹏收获尊重和满足，奥运、世博志愿者收获对国家、社会的信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成长。
培育良性公共生活，同样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一个左邻右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老人靠街头麻将、小孩靠网络游戏打发时间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公共生活是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在这条纽带下，人与人互动交流，群体的陌生和隔膜才能打破。如果任由冷漠空气持续蔓延，每个人都封闭进一己的世界，难保你我不会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却视而不见的第十九人。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远离志愿服务、拒斥公共生活，而是门槛有些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组织，“从下水道到臭氧层到太空垃圾”无所不包，形式也亲切而有吸引力。在中国，志愿服务很多还打有行政烙印，志愿者的注册、组织、培训仍面临诸多问题。在一个网络调查中，80%的网友表示愿参加志愿服务，“可不知如何加入”。
志愿服务尚需改进，公共生活有待填补，社会管理者理应更为重视。倡导之外，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更精心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的组织运作。上月底，广东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谓有益探索。各类社会组织，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
一次讲解后，孩子们往张鹏手中塞了很多糖果、钥匙扣等小礼物。播入他们心田的，不仅是文化的种子，更有志愿的种子。走出小我，走向社会，或许，这才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