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打黑铁腕保食品安全
阿源
双汇“健美猪”事件经央视曝光后，引起了国人愤慨。双汇，这个头上顶着“龙头企业”、“绿色食品”、“名牌产品”等光环的“明星企业”，一夜之间成为了大家倾注集体愤怒的怨府。双汇股票跌停。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食品安全法》颁布近两年，“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问题食品制造者”已成为社会强烈呼声。对三鹿奶粉的铁腕惩处殷鉴不远。论理，像双汇这样的大牌企业应知所趋避，该有所收敛吧？但是，双汇就有“天胆”敢于顶风作案。看来，跟毫无道德感的人讲道德，无异于对牛弹琴。
另外一个令国人愤怒的事实，则是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集体失职渎职。生猪养殖、贩运、屠宰等各个环节的多个监管部门放弃监管职责，对明知有问题的“健美猪”一路收钱一路大开绿灯。国人从中看出，民以食为天的这个“天”，存在着何等巨大的漏洞。
瘦肉精，化学名称为克伦特罗。普通人对这个“洋名”大概陌生得紧，但运动员对其却避之如蛇蝎。就在近几年，被克伦特罗所撂倒的体坛大腕一个接一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仰泳名将欧阳鲲鹏因该项药检呈阳性被终身禁赛。去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冠军佟文被取消2009年世锦赛金牌，并被禁赛两年，导致该结果的原因，一度传言是佟文误食了大量含有瘦肉精的排骨。此后由于国际柔联的药检程序违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判决恢复佟文世锦赛金牌及参赛资格。中国香港羽毛球运动员周蜜，在去年6月底的一次赛场外的药检中，因样本的克伦特罗检测呈阳性被禁赛两年。德国乒乓球新星奥恰洛夫，被查出尿样中含有违禁成分克伦特罗被德国乒协禁赛。奥恰洛夫坚称，自己从未服用兴奋剂，检测结果可能与自己在苏州参加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的饮食有关。
由此说来，瘦肉精，被中国食品监管部门围剿了十余年而仍在作祟，不仅令运动员提心吊胆，更令中国形象蒙羞。是该对其“痛下杀手”了。对于像食品安全这种与百姓关系最近，与百姓的生命安全最密切的天大的事，就得以打黑除恶的雷霆手段铁腕整治。百姓期盼，高层能以双汇事件为契机，依法对全国食品企业展开一次全面的大检查，让食品安全领域犯罪无所遁形。运用一切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持续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铁腕治吏，向监管部门出重拳，失职渎职者应一律开除。
遏投机止谣“盐”
张辉
近日，受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影响，谣“盐”风波在大小超市和证券市场之间反复兴风作浪，一面是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加碘食盐遭到哄抢，另一面是与“盐”有关的股票全部莫名大涨，甚至连带“咸”的涪陵榨菜股票也扶摇直上。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这主要是投机资金利用现货市场的非理性而在证券市场借题发挥。
近年来，投机资本愈发活跃起来，不仅在股市、楼市兴风作浪，还常出没于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领域。比如，SARS肆虐期间的板蓝根、白醋价格疯涨，“甲流”来袭时的大蒜价格狂飙直至今天的加碘食盐。很明显，投机资本又在假借灾难之名，为某种物品的重要性造势，囤积居奇渔利。
可以说，加碘食盐价格上涨，相当程度在于投机者的故意所为。一方面，盐行业具有特殊性，国家对食盐实行专营政策，对工业盐市场实行严格管理；另一方面，食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需求主要是由人口年均食用量来确定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投机者借机渲染，食盐不可能遭到哄抢。
不良商家借灾难敛财，国人早已见多不怪。逐利是资本的本能，低买高卖亦是商家获取商业利润的重要途径。但是，如果一切向钱看，忽视甚至无视道德和法律的缰绳，则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情温暖。面对灾难，我们需要的是同舟共济的情怀，而非贪图市井小利的价值迷失。温家宝总理做客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访谈室时，曾寄语房地产商，“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一点，对一些不法投资者来说亦然。
但是，应急之时，“自律”的效力远逊于“他律”。盐价虽小，可是事关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有关部门应密切关注盐价的变化，及时启动应急机制，确保食盐供给。
同时，要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对造谣惑众、恶意囤积、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等不法行为，有关部门可顺藤摸瓜，查出谣言的获利主体，并依法坚决打击。在此过程中，政府一定要及时公布信息。一方面，通过权威信息的发布，消弭谣言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信息的公开透明，可使群众真切地看到政府在打击市场扰乱行为的魄力和作为，唯独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起到疏导市场恐慌情绪的作用。
与此同时，民众也应认识到个体对打击投机行为的责任。恐慌是一种社会心理，随着其范围的扩散，一些原本冷静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恐慌群体中的一员。因此，每个人都应自觉做到不轻信谣言，不乱传谣言，让谣言止于每一位智者。
中东政治运动另一面
田文林
当前，中东地区陷入政局动荡，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垮台，使第三世界政治转型问题，尤其是所谓民主化问题，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贸然实行西方国家所期望的“民主化”的风险和代价，远大于其可能带来的好处。
这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几乎同时面临这些难题。一般来说，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而民主的发展与个人自由相连，因而推崇西方式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进入政治角力高风险期。换句话说，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后面。
翻开世界历史，当年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时，不约而同地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强国的政治保障。几乎所有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了现代化，美国黑人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投票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总之西方式民主化之前已经过相当长的历史积淀。
从现实来看，那些急于向所谓民主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因社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经济结构单一、民生问题严重等，多数情况非但未能扩大政治参与，反而使国家陷入政治衰朽状态。
在这方面，伊拉克的教训最为深刻。在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下，伊拉克“民主改造”成了政治悲剧。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建立的所谓议会制民主，表面使伊各派利益似乎均得到照顾，但却极大摧毁了该国政府的行政效能。现行政体使其政府陷入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的孱弱状态。而当下的利比亚，看似旨在谋求某种政治改进的反政府抗议，最终演变成一场内战，使这个昔日非洲强势国家陷入战火，面临西方军事干涉危险。
如果说不民主类似于肌体病灶，那么国家盛衰就相当于人的生死。若能除去身体病灶固然好，但前提是不能把命搭进去。这种改进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民主化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以导致国家内乱和衰落为代价，这样的民主化就要深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