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废为宝”与“寻宝”同样重要
谢卫群
在积极开发新能源的同时，对于既有能源的再利用，同样应保持足够热度
最近几天，有关页岩气的消息颇为密集。据报道，我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已探明约为31万亿立方米，首次页岩气探矿权出让招标试点工作也圆满完成。另据报道，目前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页岩气专项发展规划，并已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设立了相关专题和示范工程。还有媒体透露，其规模开采有望5年后启动，市场规模将超千亿元。
日本核危机之后，寻找更为绿色的安全的新能源，成为各国的重要课题。此时，我国发现和开采新能源的确让人兴奋：“十二五”期间，国内可能将新增页岩气6000亿立方米，有望弥补天然气不足，缓解能源短缺的难题。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积极开发新能源的同时，对于既有能源的再利用，同样应保持足够热度。
比如，能否通过加强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尽可能减少现有能源的浪费？我国每年排空的与能源相关的气体总量惊人，且呈上升态势，包括煤层气中的瓦斯气体、垃圾气体、沼气、焦炉气体等。我国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38万亿立方米，煤层气的探明储量高达36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应用很普遍，但煤层气几乎没怎么利用，随着煤矿开采而大量排空，不仅使优质能源白白浪费，还增加了煤矿事故频次，使得大气环境治理难度加大。据换算，一立方米瓦斯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相当于一个立方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倍。
这样巨大的浪费和污染，令人扼腕。
人们对既有能源的再利用不太热忱，有多种原因，比如技术原因、产业链原因等，更重要的是各地政府对资源再利用还没有充分的重视。在有些地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口号叫得很响，却迟迟不见行动，低碳生活的价值取向尚未成为风尚。
事实上，在一些技术相对成熟的领域，既有气体能源的再利用，其产出投入比要高于新能源的开发，被称为“黄金产业”。比如，广东力宇燃气动力有限公司累计承接了50万千瓦的燃气发电项目和全国70%的垃圾气体发电项目，其中山西晋城煤业的总装机容量152兆瓦煤层气发电项目，全部由煤层气发电，直接净收益每年将超过10亿元——这本来都是作为废气白白排上天空的。因此，间接收益是对大气污染治理投资将大大减少。一增一减，两者收益甚为可观。
目前，欧美不少国家燃气发电已超过总体用电量的23%以上，而我国燃气发电仅占2%—3%，增长空间还十分可观，不仅需要新的气体能源来填补，更需要既有能源的再利用。
这是一个简单逻辑，既有能源的再利用可以增加能源供给，还可以减少碳消耗和排放，实现持续性发展，何乐而不为？关键是发展观念的转变还要克服现实的障碍，让人们意识到“变废为宝”与“寻宝”同样重要，才可能把“垃圾箱”变成“聚宝盆”。
公开透明才能赢得“募捐市场”
姜赟
一旦公众成为选择的主体，就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整个慈善事业的成熟
中国红十字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了。虽然信息发布面还不广、线还太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很多，但至少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表明了红十字会希望以公开透明重拾信任。特别是，考虑到红十字会规模大、“欠账”多、技术能力不足等因素，公众也需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空间。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平台的上线，正是公众倒逼的结果。而中国红十字会身上所背负的质疑和期许，也是整个公益界困境的缩影。
民政部2006年颁布的《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规定，“公募基金会组织募捐活动的信息”等应该公开。实际情况却是，全国慈善基金会超过2000家，许多连官网都没有，有些地方基金会甚至不公布年度报告，更遑论财务报告了。
长期的不透明，耗损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更伤害了公众的公益热情。从最近曝出的几起事件，可以看出公益界与社会的“对立困局”：一边是公众慈善意识、权利意识的提升，另一边却是慈善组织公开透明的缺席；一边是社会慈善需求的扩大，另一边却是公众不信任感的增加。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红十字会迈出的这一步，也可被视作中国公益界未来的方向性选择。
公开透明是为了接受监督。只有将善款的募集使用放到阳光下，逼捐诈捐、暗箱操作等霉变才会消除，捐赠者才会安心，信任才能重建，慈善文化也才能形成。何况，这也是对慈善机构的一种自我保护。否则，就将如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所说，“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垄断型募捐”的模式也必然要走向竞争性的“募捐市场”。透明度将直接影响公众、企业家乃至政府“购买”执行者的信任度，也将直接决定善款涌入的数量。一旦公众成为选择的主体，就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整个慈善事业的成熟。
这样的市场选择，已切实地摆在了慈善机构面前。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挑选2亿元善款执行机构时，把透明度、执行力作为首要标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包裹”项目，依靠捐款发票与受助人反馈，以透明互动撬动逾1.8亿元善款。
在这个市场中，透明度也须有“质量保证”。信息披露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区分层级，厘清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界限；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权威性需要引入独立第三方进行审计。因此，中国红十字会乃至整个公益界的信息披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公众从不缺少慈善的热情。当网友以微博为平台给山区孩子送上“免费的午餐”，当团购形式的“聚蕉行动”10天销出500多吨滞销香蕉，我们能看到这种热情的激活和释放。只有全方位的公开透明，慈善机构才能重树形象、重建信任，否则必将为这种热情所抛弃。
透过审计署的“自我评价”……
范正伟
政府如何自我评价，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态度问题
全年支出7.91亿元、审计整改624.24亿元、审计成果投入产出比为1∶82……继公布“三公”经费账单之后，审计署日前以一份2010年度绩效报告再次赢得掌声。
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因为它是中央部委绩效报告的首次发布，还在于它展示了一种“专业力量”。少有大而化之，少有含糊其辞，也没有一味的报喜不报忧，而是用数字说话、用事实说话、用细节说话，既公布了人均审计成果逾2000万元的业绩，也公布了中国审计投入产出比，还介绍了这一比率的国际排名——远高于英国，略高于日本，低于美国。
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表示，发布绩效报告是为了让公众明白“钱花的值不值”。已有人大代表在微博上反馈道，透过审计署细致客观的报告，发现“加强审计是一件合算的事情”。看来，这无论对审计工作本身，还是对审计部门公信力，都是利好。
说服力源于专业，公信力来自坦诚。从公开“三公”经费，到发布绩效报告，审计署频获肯定，原因正在于此。反观有些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要么犹疑观望，要么语焉不详，甚至以“数字敏感”为由不予公布，如此“公开”自然难获认可，也无助于公众树立正确认知。比如，看“三公”经费不仅要看绝对数额，还要看人均经费，更要看部门职能。只有告诉公众全部事实，改变信息不对称，才能打消疑虑建立信任，进一步通过“公开”改进、完善政府工作。
这些年来，从房价到股市，从居民收入到幸福指数，从反腐倡廉到群众满意度，一些部门的统计数据与百姓感知相差甚远，一些地方自我评价的社会认可度不高。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某种“不专业”：计算方式的不完善，取样数据的不周延，关注领域的不全面，以至于“统计”被揶揄为“估计”，一些信息发布常常引来“反面猜想”。但本质上，这其实是一个态度问题。倘若“三公”经费花得太多，用在刀刃上的却很少，自然不敢说得太细；倘若公布工作绩效只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是以满足知情权为归依，自然会以谈主观成绩为主；倘若“一贯正确”的思想依然普遍，容易自夸、少有自谦乃至遮丑护短的现象就难以消弭。
有人说，审计署的标杆式举动与其“术业专攻”有关，与其“清水衙门”有关。这或许是一个原因，然而，回应公众关切本来就应是公共部门的必备素质，那些“油水部门”更应成为行政改革的着力点。透过一些部门公开透明的随意性，一些地方自我评价的主观化，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唯有不断强化细化规则制度，减少主观随意性，公开透明才会成为唯一选项，“政误”公开才会成为政务公开的一部分。
毛泽东曾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社会稳定从来都需要群众支持，政府公信力归根到底源于满足群众需求的能力。既看到成绩，又要看到不足，勇于正视并解决问题，这是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府的必修课程。正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政务公开，提速更需“保质”
陈家兴
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乃是为政府公信力打造“培养基”和“蓄水池”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就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作出部署，特别是，对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等要求逐步细化到“项”级科目，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要求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调查处理结果等。这些要求表明，政务公开向纵深推进，不仅是公众期待和时代大势，也正成为一种政府自觉和行政诉求。
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信息公开不断向前迈进。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大量客观、真实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让人民真切感知国殇，举国上下凝聚起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上的信息公开，让国人在世界的广角、多维视域和信息的充实、深度这两个坐标来客观把握中国，从而培植了大国国民的从容与自信心态。而从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到中央部门晒出“三公经费”，再到公众对红十字会慈善信息的关切，日益深刻地表明，公众期待深度的知情、参与、监督。唯有高质量的公开，才能回应公众的殷切期待。
正如《意见》所指出的，“政务公开方面，有的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现象，有的公开内容不全面、程序不规范，有的不能妥善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政府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健全”。显然，要深化政务公开，必须首先搬开这些“路障”。要搬开这些“路障”，必须首先有直面问题的决心和勇气。这也就是为什么《意见》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来深化政务公开，其目的也是要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
政务公开的对象是公众，没有高质量的信息公开不可能吸引公众，更不可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回应社会关切，就必须把握公众的关注点、兴奋点。一般来说，公众想知道某项事务的深度信息，想了解某项决策的出台背景，想获知某个公共事件的真实情况，想关心某个关系公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来龙去脉。除非国家机密，相关部门都应依据“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理念，及时、充分、全面、准确地予以公开。不隐瞒、不保留，原原本本、真真实实，有了这样的信息公开态度和行动，公众就会和政府部门站在一起客观看待成绩、直面问题，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一起推动进步。
政务公开关系政府公信，公开质量连着信任程度。在信息社会里，公众对政府有信息关切，没有公开就会缺乏信任。要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一般层次和层面的政务公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只有不断提升公开质量，才有公众的深度知情、参与、监督，也才有良性互动基础上的高度信任。在这个意义上，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乃是为政府公信力打造“培养基”和“蓄水池”。
在信息时代，高质量的政务公开已经成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源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成为重要的行政资源。善待这一源泉，善用这一资源，政府实践“为民”这一主旨方如虎添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