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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正不断刺激着整个社会的神经，至今为止，我们听到的最为贴切和深刻的审视就是“道德滑坡”一说了。然而在行动上，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太多令人激赏的治理办法。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人们很容易就将希望寄托在行政手段或者某一雷厉风行的领导方面，但尔后又得陷入无奈。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加快立法、严格执法是更为迫切的。
据统计，中国食品加工企业50万家左右，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由于现行的行政体制框架，对于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大大小小的食品企业的监管，最后都会落在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的身上。2009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这不仅说明，地方可能会因为地方经济效益的考虑对一些大型企业的违规放行，也说明，每个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尺度会不同。地方们都面临囚徒困境，它们总认为大家都这么做，其他地方也如此，即使我一地惩罚严明，也改变不了其他地方的行为模式。
而且，最高级的食品监管职能部门并不具有像美国FDA那样的绝对权力，因此，这种自上而下的制约也会被不断消解。不仅如此，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多头管理，这项监管权力被分散在了卫生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工商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农业部等。在这样的体制中，加上相关立法又不完备，所以，一些企业们的丧心病狂总会钻到空子牟利，因为违规的成本是如此之低。
民以食为天、食以法为先
以法律途径抑制不安全食品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或是主要的食品监管方式。行政监管中错从复杂的利益关系，只会不利于食品安全监管，而加快食品安全立法后，食品监管将会变得更容易操作，监管程序清晰化，对于那些公众存疑的食品企业也可以容易地令其进入司法程序，以查清真相。
现行的食品安全法有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目前的法律规定较为粗线条，很多规定中隐含的好与坏是一种由主观来界定的，其中存在较大自由裁量空间。并且，惩罚力度太小，其中的处罚措施选择，很多时候是以1万元金额来界定的。 我们认为，食品安全立法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应该加大刑事与民事的惩罚力度，如果不愿意通过不断出现的食品问题事件来淘汰一批本来就应该死掉的低水平食品企业，那么，人们的食品安全就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个阵痛是必须的，地方政府是毫无动力来主动淘汰这些不合格企业的，未来的立法应该做到这一点。
其次，也应该明确规定，食品企业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就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由于食品的消费者是零散的个体，如果这方面的程序较为繁琐，也没有明文规定，那么很多企业都可以蒙混过关。比如此前媒体曾报道某地学校学生饮用蒙牛的某一奶制品后集体腹泻，尔后又出现一次。但是，这样的事件最终又不了了之。这种监管的真空，也应该由法律途径来杜绝。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还应是食品监管需要强力引入专业的第三方民间机构介入。比如美国，食品监管的掌权者主要是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但是很多食品和药品的标准制定、检验、质量鉴定，都是由专业的民间机构来完成。这些机构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的取向是公益性的，因此工作过程中能够保持较为公正的立场。比如，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中第23条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应当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未来，这方面需要吸纳独立的民间机构和专家进入。
物质与功利裹挟之下的礼品，难免成为人们难解的“心结”，也容易沦为违法犯罪、谋取私利的工具
虫草价格疯涨至每克700元以上，53度飞天茅台已然“飞龙在天”，市场零售价普遍冲破2000元，洋酒拉菲势头也很凶猛，1982年的拉菲价格十年间上涨近10倍，这还不算，这些东西价格越上涨，越是受人吹捧。龙年春节到来之际，一些商品“龙腾虎跃”的气势颇为引人注目。国内礼品市场上，高档礼品呈上升势头。
虫草到底多补人?茅台到底多好喝?拉菲究竟是个什么味儿?在精明的生意人看来，这都不是关键。譬如虫草，尽管价比黄金高，尽管有专家认为其药用价值如同蘑菇，但人们大多“买的不吃，吃的不买”，而是把它当作一种高档礼品你来我往。也就是说，虫草之所以贵，不是因为是“好药”而受青睐，而是作为“豪礼”受追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腰包鼓了，市场的选择多了，社会交往频繁了，礼品升级换代、价格提升，也顺理成章。更何况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正常的人情往来，只要个人经济能力允许，本来无可厚非。但在礼品市场，诸如“疯狂虫草”、天价烟酒等高档礼品大行其道，并且“越贵越抢手”，这种连经济学家们都感到困惑的“吉芬现象”，值得人们深思：“疯狂的礼品”背后，是否存在深层的社会原因?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重视传情达意、精神交流，是送礼真谛。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用礼品价格衡量送礼心意，把高端礼品视为身份象征，在贵重程度的攀比中炫富斗富，误以为“礼越重越亲”，宁愿“只送贵的不送对的”。在物质潮流冲刷下，礼品的情感内涵、文化意味被稀释乃至变味。面对一件件光华四射而人情味不足的礼品，人们难以感受到孝心、敬意和祝福。这种“重礼轻情”的社会心理滋长蔓延，不仅持续推高着一些高档礼品价格，更让不少人逢年过节有“送礼焦虑”，比如在“重礼”压力之下，春节“恐归族”们以回家为畏途、视过节为“过劫”。
物质与功利裹挟之下的礼品，难免成为人们难解的“心结”，也容易沦为违法犯罪、谋取私利的工具。当名家字画成为“雅贿”载体，当购物卡暗藏行贿玄机、奢侈品充当“关系通行证”，被金钱、权力异化了的礼品，如同一个个吞噬社会资源、毒化社会风气的潘多拉魔盒，滋生了“盒子里的腐败”。
异化的礼品，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物质越来越丰盛、选择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坚守价值理念、彰显文化追求、保持生活品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考验。那些拎着名烟名酒奔走于送礼之途去完成“任务”的人们，或许正陷入某种物质迷局与心灵之惑。因此，让礼品回归情意本位，让送礼变得清新亲切，还有赖于人们的文化自觉，有赖于一种新型消费文化的塑造。
在一次有关群众工作的小型座谈会上，主持人一再提醒发言的干部要用真实可信的数据说话，讲鲜活生动的例子，用自己的语言讲切身的感受，但一场会下来仍是千篇一律、如出一辙，连篇累牍的官话、套话、空话，弄得参加会议的人头晕目眩、连连叫苦。
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干部履职尽责的客观需要。不论是研究问题、部署工作，还是推进工作落实，特别是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一刻也离不开讲话。但曾几何时，一些干部习惯于打官腔、说官话，不但在公众场所官腔官调，离了稿子不会说，即使是几个人的座谈会也是拿着稿子一念到底，不打官腔不张嘴，生硬呆板。干部“不会说话”，不仅不利于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无助于工作的有效开展，也有损于干部本人的公众形象。
讲话，似乎每个人都会，但要讲得引人入胜、生动有趣，就不那么容易了。背后考量的，除了沟通能力，更有思想水平、人格魅力。某种程度上，语言表达能力是干部需要具备的一种“软实力”。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评价一位领导干部，“会不会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语言表达能力，不只关乎表达技巧，更关系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式和作风。提升这种“软实力”，并非就是练好口才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软实力”需要“硬功夫”打底。因为语言的力量，最终还是源于实践的启发、思想的功底、责任的升华。
一些干部之所以表达能力不强，讲话讲不到点子上，缺乏感染力，群众不爱听，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心里没底，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对于握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干部来说，既要认真向实践学习，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投身科学发展实践，又要认真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基层情况明了，胸中有数据，手中有典型，不但有话可说，谈笑风生、娓娓道来，而且能说得出有效管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话。
有些干部说话办事，总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权衡利弊，生怕对自己的前途、利益有一丝一毫潜在的风险，计较多了，就会对迫切的现实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愿说话，不敢担责，只想打官腔糊弄过去。“为官避事平生耻”。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只有敢抓敢管、敢于负责，敢于攻坚克难，敢啃硬骨头，才会不计个人得失，不怕得罪人，直面困难和问题，说真话、实话和管用的话。敢说敢做、务求实效，说的话群众才愿意听，并且听得懂、记得住。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一些人仍然不懂得创新和解放表达，改善交流方式，说话温和、平等、谦虚，还是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照本宣科、我说你听。古人说：“立身百行，以学为基。”学习是提高素质、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善表达、提升“软实力”的重要基础。如果要讲出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话语，就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减少应酬，排除干扰，使学习成为愉悦身心的爱好和习惯，努力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惟有如此，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公地”资源。如果人们把美景演变成“诱饵”，最终伤害的是自身利益
尽管海南三亚海鲜排档“宰客”事件，因当事人“隐身”至今难以取证，真相有些扑朔迷离，但此事显然对三亚旅游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1日就“宰客”现象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表示，对旅游行业出现的“害群之马”实行“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
从2010年重庆王女士等人一顿饭被索3万元，到不久前黑心店用含水泥夹层的纸箱包装水果;从旅行者的亲身体验，到网友们的大倒苦水，近年来，海南三亚旅游环境屡遭质疑。按说，商贩正当经营，合理赚利，凭借独具特色的天涯宝地，不是不可以赚钱，为什么偏要“宰”客?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旅行者大多是一次性消费。不留回头客的心态与必不可少的花销，给疯狂宰客者创造了条件。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三亚出租车没有机打发票，如果不记下车号，不录音拍照，“挨宰”后难以取证。
处理力度小，监管不到位，导致一些商贩心存侥幸。当地政府三令五申，节前有“军令状”，有倡议书;节中有“一次性死亡”、“信用分类监管”制度，有联合执法队、固定执法岗，然而歪风难刹、欺客仍行。原因在于：宰得多，罚得少，我还赚，逮不着，更划算。一旦出现问题，取证难、执行难，商户与执法人玩起“躲猫猫”。
其实，游客纷至，宰客不绝，并非三亚一地。河南少林景区因管理混乱，面临“5A级景区摘牌”危机;云南省一寺庙年承包费720万元，游客被强捐2万多元功德钱。种种怪象，不禁让人想起“公地悲剧”的故事：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每个牧民都想多养牛。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草地将被过度放牧，牛终被饿死。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公地”资源。如果人们把美景演变成“诱饵”，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利益。
就海南而言，国际旅游岛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已有两年。从政策优惠、项目落地到赛会频频，乘着国家战略的东风，普通民众享受到更多优惠，也遇到“成长的烦恼”。为生计考虑，不少人加入旅游从业大军。由于观念没有跟上、管理没有到位，一旦出现“开门迎客，关门宰人”现象，虽获一时之利，却给旅游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亚里士多德曾言：“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作为绿色朝阳产业，旅游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地方的经济支柱。对海南而言，尤其应该珍惜大自然的恩赐，用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令人欣喜的是，三亚市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大对拒绝履行合同、恶意欺诈等行为的惩罚力度。我们期待，包括三亚在内的所有旅游胜地，都能警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危害，更多考虑如何提供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服务，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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