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业贿赂的危害和表现形式
近年来商业贿赂在行业中不断地滋生繁衍，影响面越来越宽，对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成极大的危害。
(1)商业贿赂背离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参与竞争企业的运行“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无力对抗，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一些企业迫于无奈，不情愿地选择了屈从，从而使得商业贿赂的雪球越滚越大。这种商业贿赂导致的恶性竞争，破坏了公平交易的秩序，使守法者蒙受其害，诚信遭到践踏。
(2)商业贿赂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公平合理的竞争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但是，商业贿赂违背了市场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使交易的天平向行贿者一方倾斜，严重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技术、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3)商业贿赂加大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消费者负担，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在我国以建筑企业为例其每年的经营费用约占营业额的2％至3％，而正常的费用范围仅仅在0．3％至0．5％之内。所有这些费用最终都会转嫁给消费者，使得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不堪重负。
(4)商业贿赂滋生腐败和诱发经济犯罪。在商业贿赂成为“潜规则”后，经营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不惜以重金腐蚀、收买商业活动相关单位人员(其中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已查处的高官腐败案件证明，腐败通常与商业贿赂相联系，如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贿赂案，田中内阁因此垮台。在我国已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如成克杰受贿案)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如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商业贿赂。因此，商业贿赂是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犯罪的一个突出问题。
(5)商业贿赂破坏国内投资环境，降低国外投资的吸引力。随着近来曝光的“朗讯风波”、德普“回扣门”事件，国际舆论对我国投资软环境的不利评论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形象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商业贿赂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
作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商业贿赂在人民银行系统主要涉及基建工程、大宗物品采购、行政审批、服务类、项目招标、车辆保险、业务交往等活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单位或个人收受经营者以现金、实物回扣方式的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以软回扣方式的高消费招待、酒吧包厢享乐、提供出国机会及旅游观光；为对方安装电话、包租大哥大、装修住房等。
(四)商业贿赂犯罪惩治不力的原因
第一，立法滞后，法网存在漏洞。在形式上，中国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是严厉的，但实际上，现行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又较宽松，《刑法》关于贿赂罪的人罪条件设置过严，入罪门槛高，致使许多应当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因缺乏规制而“逍遥法外”。
例如，在受贿的对象上，现行立法强调必须是财物，但现阶段商业贿赂已从简单的送金钱、财物发展到外出旅游考察、赞助业内研讨会以及安排子女出国，甚至提供性贿赂等形式。又如，《刑法》强调行贿必须出于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受贿必须建立在“为他人谋利益”的对价基础上，这就将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病住院收受礼金、慰问金，企业为融资借贷、沟通产供销渠道等“正当利益”而送礼的情况，统统纳入到不正之风的“口袋”。如此种种，无疑留下了漏洞。
第二，存在“抓大放小”的地方性、部门性政策。一方面是商业贿赂行为不断蔓延，另一方面是刑罚的底线在一些地方一再退却：首先表现为立案的数额标准成倍提高。《刑法》明文规定受贿罪的数额起点是5000元，但一些地方执法机关却制定内部掌握的标准，受贿5万元以下一般不立案，较司法解释规定，法网的网眼放大了10倍。其次，行贿受贿的对象作限制。例如不知从何时开始，行贿或者收受的烟酒、衣物等日用品不再计人行贿、受贿数额，即使有证据表明，行为人将收受的烟酒变现获得数十万元赃款，至多也就是作为违纪所得没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性的红头文件无意中也为腐败开绿灯。如学校收受教材供应商的回扣竟有“红头文件”为依据。
第三，认识上有偏颇。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与转型社会所产生的机制有很大关系。
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商业贿赂是搞活经济的“润滑剂”。这些观点的潜台词无非认为，商业贿赂是“大环境”使然，作为犯罪处理，多少有不公正之嫌。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刑罚在治理商业贿赂中的作用。
第四，宽纵“能人”的心理和关系网的影响。商业贿赂犯罪具有行业性突出、隐蔽性强、窝案串案多等特点，行为人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案件查处的人为干扰比较多。一些牵涉面比较广的案件，由于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在关系网的作用下，一些与犯罪行为有牵连的人为保全自己会动用某种力量主动说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象并不鲜见。
第五，自首认定条件放宽。商业贿赂行为大多是在“一对一”的场合发生，手段隐蔽，自首率应远比一些偶发性的犯罪低。但现实中，商业贿赂犯罪特别是受贿犯罪的自首率非常高，理由大都是“在采取强制措施前”交代了罪行。实际上，大部分案件“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无非在采取强制措施前采取一些变通措施(如口头传唤到案)，给其一个自首的认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