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转折真理标准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
由于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方针的严重束缚，使当时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仍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各方面工作仍然缺乏人们迫切需要的那种朝气和生机。不推倒“两个凡是”，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认真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混乱，共和国就不可能摆脱困境，打开新局面。胡耀邦针对10年“文革”造成的混乱，1977年5月7日，他在全校整风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在胡耀邦的支持和审定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由南京大学胡福明和多位理论工作者经过反复修改写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后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同时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党员、干部支持和拥护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次讨论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全面的认真的拨乱反正，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经过两年多在徘徊中前进，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关头，迫切需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根本上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邓小平的强有力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全会召开以前，先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为全会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还决定拨乱反正，并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全会还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定：鉴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这次全会为起点，中国进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